本文摘自《“文革”前夜的中国》第一部分：中苏大论战，罗平汉著， 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后，中苏关系便变得复杂曲折起来。
毛泽东明确表示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苏联是第一个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开国大典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决定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带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一批人民民主国家相继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执掌全国政权前夕，就明确宣布新中国将执行“一边倒”，即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政策。开国大典刚过两个月，毛泽东便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访问。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出国访问，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国门。
毛泽东此次访苏尽管也有不愉快的时候，但作为访问的一项重要成果——《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正式签订，不论是毛泽东还是斯大林，对此都是比较满意的。毛泽东曾公开表示，签订这个条约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的一件重要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毛泽东莫斯科之行的另一重要成果，就是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前一协定规定，苏联最迟在1952年末，将原由中苏两国共同管理的中长铁路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移交给中国；苏联不迟于1952年末，从旅顺口撤军，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给中国，而中国则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恢复与建设的费用；将大连的行政权完全交给中国政府管辖。后一协定规定：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供中国偿付苏联为帮助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而出售给中国的设备和器材；中国自1953年起，向苏联提供钨、锡、锑矿等战略原料及商品、自由外汇，以偿还该贷款的本息。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中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与议定书。苏联承诺，将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企业，加上1950年苏方承诺援助中国建设和改建的50个企业，总数增加到141个。这些项目将在1953年至1959年期间分别开工，由苏联负责完成各项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在施工过程中给予技术援助，帮助培养这些企业所需的干部，并提交在上述各企业中组织生产产品所需的制造特许权及技术资料。中国政府组织现有企业生产一部分供这些项目所需配套用的和辅助的半成品、成品和材料，完成建设上述企业的技术设计与施工图的20%—30%的设计工作。1954年10月，两国政府又商定，苏联政府设计和帮助建设项目再增15个。这就是建国之初156项重点项目的由来。这些项目包括鞍山、武汉、包头三大钢铁联合工业，以及吉林化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重型机床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华北制药厂等，这都是新中国重要的骨干企业。新中国工业的许多第一，都是由这些企业创造出来的。
在援建这些工程项目的过程中，苏联派遣了许多专家来中国帮助工作。同时，苏联接受了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去学习。当然，中苏经济合作是互利的，为了向苏联购买建设物资并偿还苏联贷款的本息，中国除了用黄金和硬通货支付外，还向苏联出口了它所十分需要的许多矿产品和农产品。
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代表团访问中国，中苏经过会谈发表了联合声明。会谈商定，苏联从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基地设备无偿交给中国（朝鲜战争爆发后，应中国政府之请，苏联推迟了从旅顺撤军的时间）；将1950年和1951年中苏联合创办的四个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中国，股份价值由中国以贷款方式数年内偿还；联合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并组织联运等；双方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苏联给予中国5.2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赫鲁晓夫还慷慨地向中国赠送了为组建拥有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需的全套机器设备。
应当说，赫鲁晓夫此次中国之行带来了较丰厚的礼物。特别是两国关于科学技术合作的协定规定：双方将互相供应技术资料，交换有关情报并派遣专家，以进行技术援助和介绍两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双方互相提供技术资料，不付代价，仅支付用于复印各种资料的副本所需的实际费用。协定从文字上看，双方是对等的，但由于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远比苏联落后，除某些传统技术外，真正能向苏联提供的科技资料不会很多，相反，中国却能得到较多的先进技术资料和科技情报。这时，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时期。
可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后，中苏关系便变得复杂曲折起来。
在苏共二十大前，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决定在会上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对其错误进行批判，必然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震动。同时，揭露斯大林的错误，也一定会引起西方国家的注意。要知道，自从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袖和象征。对于这些，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事先并非没有考虑。所以会上虽然有人对斯大林作了公开的批判，但调子并不很高。
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即1956年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代表开会，并作了长达四个小时的秘密报告，题目是《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详细地说明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如何导致了对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破坏，如何导致了个人专断独裁，直至产生了完全无视民主与法制的骇人听闻的大规模镇压和恐怖行为”。据秘密报告透露，斯大林通过逼供信的手段，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仅1934年参加联共（布）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一半以上的代表被指控为反革命而遭逮捕并被流放或被杀；此次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70%的人遭逮捕并枪决。仅1937年至1938年两年的时间，经斯大林亲自批准捕杀的名单就达383份，人数达4.5万人，这些人几乎都是党、政、军、团等各系统的重要干部。
赫鲁晓夫曾在报告的最后强调：不要将这个问题传到党外去，尤其不要泄露给报纸。我们之所以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讨论，其理由正在于此。可是，秘密会议结束后，赫鲁晓夫又将这个报告的副本发给了列席苏共二十大的几个大党代表团的负责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以朱德为团长，成员有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等参加的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当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从赫鲁晓夫的暗示中，得知会上将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当即急电中共中央，请示应对办法。中共中央复电说：照常参加。于是，中共代表团决定，对批判斯大林一事不表态，不发言，以回避方式应付之。
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极为重视。3月3日下午一时半，邓小平、谭震林等人回到北京（代表团团长朱德继续在苏联访问）。仅过了三个小时，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谭震林等人开会，由邓小平作关于参加苏共二十大情况的汇报。会上，毛泽东表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开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震动。如何对待这一事，是一个大问题。
自此之后，毛泽东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到苏共二十大问题的处理上，或召集会议，或进行个别谈话，讨论和研究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随后，毛泽东提议发表一篇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文章，公开表明中共中央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态度。这就是这年4月4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苏共二十大批判个人崇拜作了肯定，表示“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文章指出，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一些重大的错误，这篇文章对产生个人崇拜的社会历史原因作了分析。但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同意对斯大林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所以文章特别强调：“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不久，毛泽东又明确表示对斯大林要“三七开”。1956年4月，他写了《论十大关系》一文。其中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中苏两党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分歧，就成为后来中苏论战的一个远因。
苏共二十大后三个月，中共与苏共在是否悬挂斯大林像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
苏共中央从打破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出发，致函中共中央说，苏共决定五一节时不再在莫斯科红场上悬挂斯大林像，要求中国也照此办理。中共中央经过考虑，决定不予回复。五一节这天，天安门广场上继续按照马、恩、列、斯的顺序，挂着斯大林像。中共中央的理由是斯大林虽然犯有严重的错误，但仍然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说：他们不挂，我们挂。
在随后的中共八大上，又发生了两件使双方都不愉快的事情。
一是以米高扬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在冗长的祝词中，大讲苏联革命的经验，大讲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学习运用苏联经验的结果。由于事先毛泽东看过米高扬的讲话稿，对此十分反感，于是在米高扬正式发表讲话的那天，没有出席会议。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明确表示：“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会议，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讲中国是俄国的儿子。”反过来，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此举也很不满意，认为中共不尊重苏共。
二是八大快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一次谈话。毛泽东在同米高扬的谈话中，以谈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为名，对共产国际和苏共作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苏共以老子党的态度对待兄弟党，形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一个党必须听另一个党的话，服从另一个党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在另一个党的屁股后面跑的坏习气、坏传统，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不正之风。毛泽东还用了一句中国的成语说，不平则鸣，表示中共有权说话，写文章。周恩来也作了同样的批评，强调兄弟党之间必须有兄弟间的平等关系，而不应是父子关系。
赫鲁晓夫那个在苏共二十大上一再要求保密的秘密报告，却没有保守住秘密。苏共二十大后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波兰获取到了秘密报告的文本。1956年6月4日，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将之全文刊登出来。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经西方媒体披露后，全世界为之轰动，并立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了大震荡，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这年下半年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
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市的工人为增加工资和减少税收，举行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当地政府不但拒绝了工人的要求，还出动军警加以镇压，造成伤亡。事件发生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决定在10月召开中央全会，准备改组政治局，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这本是波兰党内部事务，但却为一向以老子党自居的苏共和赫鲁晓夫等人不能容忍。从10月17日起，赫鲁晓夫一面命令驻扎在波兰的苏军向华沙及波兰其他地区调动，一面率苏共代表团一行四人强行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中央全会。苏波两党两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赫鲁晓夫眼看局势不可收拾，乃不得不请求中共中央出面为之协调。10月19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通报了有关情况。仅仅过了两天，苏共中央又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与其共商对策。
接到苏共中央通知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讨论结束时，已是午夜时分了。由于情况紧急，毛泽东立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亲自告诉他，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且表明了中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意见。尤金走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会议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于23日赴莫斯科。
10月23日晚，刘少奇、邓小平一行飞抵莫斯科。当天晚上，就在中共代表团住处，代表团同赫鲁晓夫进行交谈。中共代表团首先对苏联调动军队作了严厉批评，指出战争虽然没有真正打起来，但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是冒险的行动。刘少奇、邓小平在会谈中说：在斯大林后期，苏共对各国共产党有强加于人、使用压力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使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状态，这是波兰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党与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要有一个原则，必须承认国与国、党与党的独立平等原则。
中共代表团也与到莫斯科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举行了会谈。代表团首先对波兰党反对苏联干涉其内部事务表示支持，并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严厉警告苏联不要武装干涉波兰的经过。同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劝说波兰党以大局为重，改善苏波关系，加强同苏联的合作，搞好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通过中共代表团的工作，苏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方针发生了转变，撤退了军队，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形势已经缓和下来，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说，他们对波兰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也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意见，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党新的领导。随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同波兰党政代表团在平等的气氛中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至此，波兰问题在中共中央的积极推动下，得到了比较稳妥的解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波兰事件刚刚平息，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也发生了工人罢工、群众示威游行和骚乱，而且事态越来越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派主席团成员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前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同匈牙利当局会商平息事态的办法。在会谈中，苏方表示，苏联党和政府决定从匈牙利撤军。尚在莫斯科调处苏波关系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请示对此事采取的方针。
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如果此时苏联对匈牙利撒手不管，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就完了。苏军应当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党和政府平息骚乱。中共中央立即将这一意见电告刘少奇和邓小平。
中共代表团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于10月31日约见了苏共中央主席团，转述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几乎所有的成员都认为，匈牙利问题已没有别的办法解决，只有撤军一条路了。于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严肃地指出，如果苏联真正从现在撤军，对匈牙利撒手不管，那么你们将要成为历史的罪人。
11月1日晚，中共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在赴机场的途中，赫鲁晓夫在汽车上对刘少奇说，昨天下午中苏两党代表团会谈后，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了一夜的会，决定苏军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人民保卫社会主义的成果。不久，匈牙利事件也得以平息。
波匈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处在内外矛盾的夹攻之中，威信大受影响，地位也很不稳固，此时需借助中国党的支持，在对待斯大林问题上也就有意与中共缩小差距。
在1956年12月31日的新年宴会上，赫鲁晓夫在众目睽睽之下，特意下台与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拥抱，还热情地邀请刘晓到主席台上，然后特意对全场的人说：敌人是仇视我们政府的，敌人说什么“斯大林假面具”，其实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曾和阶级敌人无情斗争，我们曾和他们一起进行了这一斗争，我们现在仍然要和以前一样对阶级敌人斗争。敌人说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是的，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我们因此而感到骄傲。
1957年1月，赫鲁晓夫在欢迎周恩来访苏的宴会上说：“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本人是同伟大的共产党员称号不可分割的。当问题涉及革命事业，涉及革命斗争中保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反对我们阶级敌人的时候，斯大林英勇地、决不妥协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但愿像俗语所说的那样，上帝保佑，让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够像斯大林一样地战斗。”
1957年6月，赫鲁晓夫主动通过其驻华大使尤金向周恩来提出，愿意帮助中国发展原子能科学，建立研究中心和建设原子能工业。7月，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同时任苏联驻华负责经济技术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会谈，要求苏联在尖端武器，主要是导弹核武器的研究制造方面，在技术上给中国以援助，包括派专家、提供资料和样品等。很快，阿尔希波夫在请示莫斯科后答复说：苏联政府对中国的要求表示支持，同意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去苏联谈判。9月，由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等组成的代表前往苏联谈判，并签订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即“国防新技术协定”）。根据这一协定，苏方将在1957年至1961年年底，供应中国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供应中国导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等。
苏共二十大后，为了繁荣中国的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艺术上实行“百花齐放”、学术研究上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很快，苏联方面表示出了对这一方针的不理解。
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率代表团来华访问时，就曾当面向毛泽东表达过苏共中央对这一方针的不安。
伏罗希洛夫（以下简称伏）：你们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万马齐喑究可哀么？
伏：我们不理解，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允许报纸上发表那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毛：先放么。
伏：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允许这些右派言论。
毛：放出来我们才好驳么。
伏：可能会出乱子的，你们公开登出这些右派言论，对党不会有利。
毛：中国不是匈牙利，中国共产党也和匈牙利共产党的情况不完全一样。
伏罗希洛夫一时语塞。
后来，毛泽东当面向赫鲁晓夫问过对“百花齐放”的看法。赫鲁晓夫回答得很老实，说这个口号的确切含义我们还不十分清楚。我们觉得难以在我们的国家加以贯彻，我们怕人家误解它，怕这个口号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赫鲁晓夫一直不明白毛泽东要采取这一方针的用意。他在其回忆录中说：“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口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这显然是对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误解。
“双百”方针本与苏联无关，中共中央提出这一方针，也从未打算让苏联实行这样的方针，但它给了苏联一个信号：中国在许多问题上在另搞一套，不会事事都唱同样的调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