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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五里沟口之战:红军2小时就打垮敌人4个骑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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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首《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收录进了《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该诗写于1935年10月,其中所说的“彭大将军”,正是共和国元帅彭德怀。而诗里提到的“横刀立马”,则是长征后期一场意义重大的作战——吴起镇五里沟口伏击战。

几张报纸定乾坤

攻占腊子口后,红军陕甘支队于1935年9月18日进占甘肃省岷县哈达铺,缴获大批军粮和食盐。该地区敌军兵力薄弱、群众条件好、物资较丰富。红军就地休整,侦察连从当地邮局搞到了一些报纸,改变了历史进程。

几张7至8月间天津出版的《大公报》,刊登了陕北红军的活动情况,其中一张报纸上登载着阎锡山的讲话:“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8县,半赤化者10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报纸还报道,刘志丹的红26军在陕北控制了大片地区,建立了苏区。徐海东的红25军已北出终南山口,威逼西安。

这几张报纸,挽救了中国革命。自1934年10月长征开始,红军脱离根据地后近1年,长途跋涉2万里,一直在寻找新的落脚点;军事行动的战略目的地,也一直在改变:湘西-川黔边(黎平会议,1934年12月)、川西北(遵义会议,1935年1月)、云贵边(扎西会议,1935年2月)、川陕甘(两河口会议),甚至有“与苏联接近的地方”(俄界会议,1935年9月)这样模糊不清的“战略目标”。直到在哈达铺,红军和中国革命才明确了自己的前进方向。

9月22日,红军部队在哈达铺正式完成陕甘支队的改编,将原红1军团编为第1纵队,原红3军团改编为第2纵队,原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第3纵队,加强了统一指挥。整编后的陕甘支队声东击西,突破渭河防线,于9月27日进抵甘肃省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改变方针,到陕北去和陕北红军会合,保卫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10月,陕甘支队通过岷山,于19日到达吴起镇。

必须切掉的“尾巴”

红军离开甘肃进入陕西,最难堪的自然是蒋介石。作战地图上,中央红军这支红色的箭头,重兵围堵下居然处处绝境逢生,从江西一路杀到陕北,现在就要与陕北红军会合了。

当时,陕甘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多达数十万,还有被千里迢迢调到“剿共”前线的东北军。蒋介石电令宁夏军阀马鸿逵:“兹令你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第37军军长毛炳文也收到了同样电文。

蒋介石的这一部署颇有针对性。骑兵机动性强,适合在广袤的西北地区穿插、冲杀。以骑兵迅猛凶悍的突击能力,对付缺乏重武器、几乎全是步兵的红军,正好以长击短。对于马步芳、马鸿逵等西北军阀来说,追击长途跋涉到“自家地头”的红军,既可以“保土守疆”,又能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算是一笔“好买卖”。

10月18日拂晓,在甘肃何连湾集结的各路敌军骑兵,开始出发追击红军。敌人的“如意算盘”是以主力骑兵为先行,步兵随后跟进支援。一旦前面的骑兵接上火,可先利用机动性与红军缠斗,为后续大部队赶来参战争取时间,以达到“相机包围,予以歼灭”之目的。

为了对付兵力只有7000多人的红军陕甘支队,蒋介石派去执行搜索任务的骑兵部队阵容堪称“土豪”:东北军骑兵第3师(师长郭希鹏)2个骑兵团、骑兵第7师(师长白凤翔)3个骑兵团、马鸿宾第35师的马培清骑兵团,总兵力多达6个团万余人马。其中,东北军的5个骑兵团装备尤为精良,各团均配备1个迫击炮连和1个重机枪连,堪称红军劲敌。

10月19日,熟悉地形的马培清团率先进抵铁边城,距红军仅10余里。对付追兵,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反戈一击,挫败其作战意图。但当时,红军已是疲惫之师,补给也很困难,西北地区刚入10月就开始结冰,而多数红军将士还光脚穿着单衣。

19日晚在吴起镇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一些干部认为红军刚到陕北,不熟悉当地情况,贸然接敌把握不大,还是将敌人诱进苏区再打比较有把握。但毛泽东和一部分红军指挥员则认为,敌人长途追击也很疲劳,吴起镇地区多山地,不利于骑兵作战。而且陕北有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红军能以逸待劳,借助地形设伏,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更何况,红军长征虽然靠的是“战士双脚走天下”,对于怎么打骑兵却并不陌生。

“2条腿”如何打“4条腿”

之前,红军就和敌零星骑兵部队交过手。10月7日,红军在甘肃静宁县界石堡的青石嘴战斗中,利用地形三面突袭,全歼东北军白凤翔师骑兵第19团的2个骑兵连(另说3个连),缴获军马100多匹及10余车弹药、被服。到达吴起镇之前,陕甘支队3纵队后卫团的2个连和收容队,曾遭尾追的敌骑兵截断。幸亏这2个连里有部分干部团指战员,后者经验丰富,巧妙利用地形阻断敌骑兵突袭路线,在山上居高临下阻击,迫使敌骑兵下马作战。经过一番交替掩护,这支红军边打边撤,最终赶上大部队,转危为安。

基于上述经验,红军决定在吴起镇以西的五里沟口布下“口袋阵”,诱敌深入,切掉“尾巴”。按照中央军委部署,陕甘支队1纵队的1、2、4、5、6大队,2纵队的8、13大队,共4000多官兵(另说5000人)在当地游击队指引下,先后于10月19日晚间、20日凌晨分别进入吴起镇头道川两侧山沟,隐蔽设伏。毛泽东也赶到吴起镇西面的平台山(今胜利山),亲临战场指挥,而一线主将正是陕甘支队总指挥彭德怀。

红军兵分3路,隐蔽在五里沟口的头道川、三道川和正面的西南山,形成3路夹攻的态势。为确保部队集结和诱敌深入,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担负了前出狙击、吸引敌骑的重任。19日,干部团5连连长肖应棠的3个班(48人),在距铁边城约10华里处的山地,与马培清的骑兵团先头部队交上了火。马家骑兵见红军兵少却作战顽强,以为追上了红军“跑散”的主力纵队,便主动求战,一路杀向吴起镇。

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明眼人看得清楚,干部团和马家骑兵交火的时候,红军主力设伏尚未完成,也就是说,这个骄横的马培清团已孤军突出,过分深入了作战前沿。出头的椽子先烂,既然这股敌人主动送上门,不先揍他们一顿红军自个都说不过去。

20日,马培清团因遭到红军肖应棠部阻击,便让开中路,顺着二道川与头道川之间山梁搜索前进,试图从侧翼迂回进攻。当天下午,该部准备在二道川刘河湾一线宿营时,红军1纵队便对其发动袭扰攻击。

马培清团利用地形和骑兵机动优势,撤至头道川与二道川之间的山梁上,甚至在一块尚未收割的荞麦地里构筑了简易工事。双方停停打打,一直耗到当天晚上,马培清见情况没有太大变化,便留1个连在荞麦地防守,其余人马撤到二道川塔儿湾附近休整。

上述作战,看似战果不大,却充分体现出红军战术运用的老辣。20日红军之所以没有对马培清团予以实质性打击,可不是怕马家骑兵,而是需要更多时间排兵布阵,同时也为了继续诱敌,让敌方主力特别是另一路东北军骑兵,察觉不到红军“分割包抄、实施歼灭”的真实意图。红军借助山地掩护,以有限度的战术阻击,让马培清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牵进了猎场”。

2个小时就结束战斗

21日上午7时,彭德怀一声令下,红军全线出击,1纵队2大队突袭二道川塔儿湾的马培清团,顷刻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马部顿时大乱,警戒连很快瓦解,工事也不管用了。马培清故技重施,撤到二道川与头道川,结果还没撤出10里地,就在山梁上再遭伏击,直接被红军1纵队主力打得七零八落。马家骑兵残部向元城子方向逃窜,在三道川又被红军1纵2大队截住,损失50余人,20多匹马被缴。马培清做梦也想不到,彭德怀竟然把整个战区全变成了伏击阵地,红军一套组合拳下来,这股敌人就出局了。

装备精良的东北军骑兵也逃不了。白凤翔的骑兵先遣团从正面进入红军伏击圈,立遭当头一棒。红军占据地利,左右两翼齐发,几个穿插就将该团分割包围。该团很快被打乱,大部被歼,白凤翔本人险些被俘,率残部掉头逃命。红军则乘胜追击,一口气追出50余里。骑兵被步兵追得丢盔卸甲,那情景现在想想也是醉了。白部兵败如山倒,在狭窄的山谷里又冲乱了后续部队,另外几个敌骑兵团原本就战意衰退,见势不妙也溃散而走。

战斗在上午9点多即告结束,红军仅用2个多小时,就干净利索地消灭骑兵1个团,击溃3个团,毙伤600余人,俘敌700余人,缴获一批轻重武器和战马。俘虏中除普通骑兵外,还有马术教官、兽医和会钉马掌、修马鞍的工匠,他们大多也是劳苦大众出身,经过教育后,很快补充到红军新建的骑兵队伍中。

吴起镇五里沟口阻击战,常被称为吴起镇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也是红军进入陕北的第一战。此役,彭德怀指挥转战万里的红军,以凌厉的战术动作和敢打硬仗的优良作风,挫败了敌人长达1年的围追堵截图谋。

当然,这不是彭大将军第一次,也不是他最后一次亮剑。26年后的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令63军铁原阻击,让美军宿将李奇微也领教到了什么叫中国军人的“横刀立马”。(作者/王绥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