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 资料图
我记得，当我们访问中国在全国旅行时，我们看到了全靠人力、没有机械化的土石方简陋施工方式。中国人排列成行站在那里，用手传递着盛满泥土的箩筐。这真像是别出心裁的传送机。有人用肩扛着箩筐，有人则用背背着。咱们的爱说俏皮话的人杜撰了（我不知道这句俏皮话的发明权属于我们中间哪一个人）这么一句话：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台中国步行式挖土机。要叫我说，这个比喻还相当贴切呢。有一次在饭桌上，我们开了许多玩笑。而中国人喜欢开玩笑，他们往往挑头儿开玩笑。这一次我谈了在我们看来这些步行挖土机在中国是怎么工作的。他们哈哈大笑。后来我又一想：这话可别惹恼他们呀，要知道中国人是非常爱生气的。不，他们正确地理解了这句玩笑，没有生气。也或许他们生气了，但没露声色。他们善于伪装，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他们善于带上一副假面具，既不表现出自己对事物的真实看法，也不表露出自己的感情。
1958年中国人向我们提出援助武器的请求，因为他们打算实施一次新的反对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他们索要空中掩护用飞机、远程大炮、海岸大炮，还有一些别的什么。我们全都给了他们。我们以为他们正在策划一次消灭蒋介石的决定性战役。我们当时不仅没有阻止他们，而且正相反，我们认为这个行动是正确的，有助于统一中国。于是他们开始实施自己的行动。具体地说这次行动就是攻击两个与中国大陆毗邻的沿岸小岛即台湾海峡澎湖列岛64个小岛中几个最大的岛。。这个战役并不轻松。双方交火许久，而且美国人还积极支援蒋介石。然而优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我们当然全心全意关注他们的胜利，我们把同情心全部寄托在毛这个方面。必须把这两个岛上蒋介石分子的窝点端掉，因为在向中国大陆派遣登陆部队时它们可以作为跳板。那个时候蒋介石还在抱有这个幻想，根据我们的情报，美国人则怂恿他进攻中国大陆。
当我们看到天平指针正在向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向倾斜、这些岛屿可以夺取而毛却停止进攻的时候，我们是何等惊愕可想而知。战斗偃旗息鼓了，而这次行动竟无果而终。后来，周恩来来访，见到他时我们问道：“你们当时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我们是有意识这么做的。”“怎么是有意识这么做？你们并没有拿下那几个海岛嘛，你们发起这次行动不就是为了占领它们吗？你们的‘有意识’是什么意思？你们这种行动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只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但又不想让蒋介石离开我们太远。我们希望他留在我们的军事能力所及范围之内。我们不仅可以用空军袭击这些岛屿，而且也可以用岸边大炮打到它们。如果我们占领了这些岛屿，蒋军就会离我们太远，我们就丧失了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用军事手段骚扰他们的可能性。”“在自己的岸边拥有敌占岛，等待敌人实施登陆，这哪里是什么好事？这么近的距离岂不是为敌人提供可乘之机吗？
但北京一再表白他们的理由。我们还是没能弄明白他们为什么拒绝把这个行动实施到底。既然如此，何必给这些岛屿造成巨大损失呢？他们狠狠地打击了这几个岛屿，蒋介石甚至撤走了其中一个岛上的驻军。这个空岛本来就可以占领了。我直到现在也没搞明白，为什么不把这个耗资颇多的战役进行到底。早在准备这个战役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或许有必要更加积极地援助中国？我们曾建议把我们的歼击机调到他们那里，调一个飞行大队或者需要多少就调多少。他们对这个建议却突然做出了非常神经质的反应，并且让我们明白了这个建议使他们感到尴尬，感到屈辱：他们不要这样的援助！我们没有再勉强。我们本来是想助他们一臂之力，因为他们先前曾主动向我们提出。我们给了他们飞机、大炮，派出了自己的空军教官，还派出一些将领充任顾问。但是，当我们要派兵团过去而被他们拒绝时，我们感觉到他们对此举做出了很坏的评价，虽然我们除了愿意帮助朋友和兄弟巩固其国家边境和统一国家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我们一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蒋介石政府、收复沿海岛屿和把台湾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图。
当这次行动正在进行时，那两个海岛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全世界的报刊上。也发生了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向我们揭示了北京在对我们友好关系上的真实面目。中国上空正在进行着空战。蒋介石的空军装备有携带”空对空“级导弹的飞机。蒋军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发射的导弹有一些发生故障，坠落在地面上。其中有的保存得相当完好。我们的顾问知道这个情况，就向我们汇报了。不言而喻，我们对美国军事上的新发明，特别是和导弹有关的一切，都很感兴趣。那是一种很小的叫作”响尾蛇“的导弹即AIM-IXL型的响尾蛇导弹，其起飞质量为84千克，射程为18公里，但它的结构却极其复杂。
我们又有了一次了解美国技术的机会。正所谓，美国人通过中国把样品亲自给我们送上门来了。于是我们致函中国人，说我们知道他们缴获了什么什么导弹，我们想对这些导弹进行研究，从而以后可以利用美国技术为我们的共同利益服务……没有回音。过了些时候我们催问。他们再一次不答复。我们很奇怪：怎么能这样？我们把什么都给了中国：我们的机密军事技术、图样、生产工艺流程图、样品，我们直接向中国人提供装备，而他们在和蒋介石军队作战时缴获了武器却不肯给我们？莫斯科对此感到不可理解。我们摆出了百折不挠的姿态。这时他们才答复说：他们自己现在正在研究这枚导弹，因为只有这一枚，所以他们不能给我们。待到他们研究好了，便主动与我们交换情报。
我们对此不能同意。导弹技术很复杂，而中国的技术发展还没有达到能够迅速地、内行地研究这枚新型导弹的水平。我们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素养更高些，因为我们国家已经在建造这类导弹，并且这类导弹已经被用于装备了，所以我们需要美国的样品以便用来进行对比。我们当然预料到美国人可能有所创新，搞出点有趣的东西来，这些可供我军借鉴。除此之外，这种答复实际上大大刺伤了我们，使我们感受到委屈。我设想，任何人处在我们位置上都会做出与我们完全相同的反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对中国保密，我们把什么都给他们，援助设备、顾问、安装技师、工程师、设计师，像亲兄弟一样和他们分吃最后一块面包，而他们缴获了武器却不愿意交给我们！
但没有办法：武器在他们手上嘛。于是我们决定向中国人施加点压力。当时我们正在准备给他们发送中程弹道导弹生产资料，而他们也非常着急地催促我们赶快发出。我们向我们的军事顾问下达指示，让他们在谈判时表达自己的不满，并以自己的名义在私下对他们说，我们向中国提供我们的最新技术，而他们连作为战利品缴获的武器都不愿意给我们，这让我们感到委屈。顾问们应当暗示说，我们在移交导弹生产资料方面遇到了”技术性困难“，并说很可能我们无法如期交出。我们确信，这些话一定会传到那些应该听到的人们耳朵里。果然不久我们就获悉中国人同意把那枚导弹移交给我们。导弹交由我们的顾问发往莫斯科。北京方面在这里玩了一种很不明智的”保密把戏“。这个把戏当然在我们的关系上留下了某种印痕。我倒想说，这件事让我们头脑清醒了，正像那句俄罗斯谚语所说，兄弟归兄弟，钱财要分清（相当于汉语中的”亲兄弟，明算账“。--译者注！）
我们拿到了这枚导弹，它被送往莫斯科附近的一个科研所。我们的设计师很快就报告说这枚导弹很令人感兴趣，说我该前去参观一下。我去了那个研究所。人们向我演示了导弹的组装和拆卸。从作战部队条件下使用角度来看，这枚导弹令人极感兴趣。它很容易拆卸和组装，只消用一把扳手就可以。我们的导弹并不比它差，但工艺性不够好，组装起来较为复杂，重量也较大。就战斗性能而言，我们的导弹不比美国的逊色。但我们衡量了一下，认为美国的导弹制作更精良。我们的设计工程师就这样完全客观地做出了报告。于是我们决定开始生产这种导弹，只是做一些小小的修改。
关于这枚导弹的研究情况，设计师后来经常向我报告。我那时在军事技术方面下功夫颇多，因为军备问题很尖锐地摆在面前：我们认为我国落后于美国。必须把失去的东西补回来，主要是在导弹和导弹运载飞机方面。用军事基地把我们包围起来的敌人拥有强大的轰炸机，我们迫切需要装有空对空导弹的歼击机和地对空导弹，用以防卫。必须尽快地、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以便武装起来应对战事突发。后来人们告诉我，中国人没有把热感应自导头部的敏感元件交给我们。这种元件尺寸很小，形状像钮扣。没有它们，导弹就不成其为完整的导弹。我们再一次向中国人索求，但他们回答说全部都交了出来。我们没有再坚持。也许他们在拆装导弹时将这些零件丢失了，也许他们故意不给。后来我们的几家科研所自己解决了这个课题，不过花了许多时间才破解了技术秘密。最终人们向我报告说这个课题已经解决。
这枚导弹风波所带来的不快滞留在我们的脑海里，败坏了我们的心情。从前我们简直是用天真的目光看待我们与中国兄弟的关系。我们为能够与他们保持这种良好的交往而高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这一下子改变了全世界的力量对比。中国就是中国嘛！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幅员辽阔的陆地大国，并且紧邻我国的边境。此时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形成了边境连绵不断的统一阵营，而这是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世界阵营形成。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逐步取得胜利，日益深入人心。可就在这时发生了这种迫使我们深思的事件。我们的关系仍在友好地发展着。然而冲突也开始临近。我们的道路开始出现分歧。那个时期中国很明显地形成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对我们先前的真挚关系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