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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著名华文作家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三《关山夺路》，读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当年，“老百姓”一词曾是国民党军队中的骂人话。
其实，历史兴衰成败的秘密，往往就藏在一个个细节中。
国军士兵：与百姓对立，以百姓为耻
《关山夺路》这本书是王鼎钧关于自己年轻时从军经历的回忆录，他在抗战胜利后加入国民党军队，成为一名宪兵，经过新兵入伍训练后，经南京、上海到了东北，经历了国共内战，然而在天津成了解放军的俘虏，被释放后，辗转来到上海，在上海解放前一天，乘轮船去了台湾。他在读高中的时候被诱骗入伍，关于新兵生活，最多的回忆就是班长任意殴打虐待新兵：
“班长打人并没有准则，早操跑步的时候，有人踩掉了前面列兵的鞋子。班长立刻把他揪出来，拿刺刀当戒尺打他的手心，打得很多，很重，挨打的人怕痛，没有军人气概，要狠打。有人硬挺着挨打，很有形象，把打人的班长激怒了。他一面用力打一面说：‘你有种，你好汉，我一定要打到你哭。’
后来挨打的人流下眼泪，班长打得更凶，一面说：‘你哭，你哭，我一定要打到你笑。’后来，唉，挨打的人一面挨打果然也一面笑出来，笑声凄厉，混合着哀伤、愤怒、绝望，完全不是人类的声音，我至今回忆起来，毛骨悚然。”
当年国军班长是一边打一边骂，王鼎钧回忆说：
“原来新兵训练就是挨打，操课教材无非是打人的借口。起床号已响，你的动作慢了，要打；起床号未响，你的动作快了，要打。熄灯号未响，抢先上床，要打；熄灯号已响，还没有上床，也要打。他们打起人来真狠，真下毒手。
夜间紧急集合是一个完善的样本。紧急集合的号声，把大家从梦中惊醒，穿衣服的时限是五分钟，动作慢一拍的要挨打，罪名是‘老百姓’。有人匆忙中把裤子穿反了，并不惊怕，好像挺有幽默感，该打，罪名是‘老油条’。
有人担心自己来不及，穿着衣服睡觉，该打，罪名是‘神经病’。老百姓，老油条，神经病，班长每天动手动脚，念念有词。尤其是‘老百姓’，这一条是每个新兵的原罪。班长打一下，骂一声活老百姓，打一下，骂一声死老百姓，好像和老百姓有深仇大恨……”
行文至此，王鼎钧叹息说：“兵士来自民间，带着民间的习性和身段，也许和军事训练的目标相悖，但是你不该因此污辱老百姓，不该借此丑化老百姓，以致教育出几百万卑视百姓、欺凌百姓的官兵来。”
后来王鼎钧去台湾后，一直在反思“老百姓”这个问题。他认为那时国军士兵所受的训练，要把“兵”从百姓中分化出来，与百姓对立，以百姓为耻，“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得到百姓支持？”去台湾之初，王鼎钧以卖文为生，他不吐不快，给具有军方背景的《扫荡报》副刊写了一篇文章，直陈军中不可把“老百姓”当做骂人的话使用。
这篇文章起了一定作用，他回忆说：“忘记过了多久，政府通令全军，彻底废除‘老百姓’一语。当然不会是根据我的意见，我想文章既然登在报上，而且是军方的日报，军方有人看过，反映到决策阶层。”
国军士兵价值观：横行无忌，欺压百姓
“老百姓”居然成了国民党军队的骂人话，可见当时军民关系之恶劣。
史载，1941年6月，蒋介石曾严厉责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战区之军风纪可谓扫地殆尽，兄其知之乎？中初以为战败溃乱一时之现状，故未加深究，不料至今闽浙各地之国军仍到处扰乱抢劫，其所有行动之恶劣诚出乎梦想所不及者。此兄平时治军不认真不严肃，而乃有此不可收拾之一日。”
还有记载说，1943年，刘峙转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后，长官部四周的农民更是“大遭其殃，花、果、菜蔬时为官兵强取而去，例不给值。农人有来诉苦的，长官部里的人却说，我们一向是这样的。军人为国抗战，难道吃点水果、菜蔬，还要花钱买？”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可以用民族主义来凝聚民心与军心，虽然民生问题一直处于危机边缘，但在大是大非的民族问题面前，暂时退居到从属地位。抗战期间，老百姓支持国军抗战的感人故事，比比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无论从政府还是军队，都没有想到去改善与老百姓的关系，尤其是部队以胜利者自居，军纪败坏，荼毒地方，更是使军民关系彻底走向恶化。
众所周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派往沦陷区的接收大员，有“五子登科”之称。王鼎钧在《关山夺路》一书中，则回忆了当年东北老百姓给国军军队取的另一个外号：“五强”。
“五强”，本来是个荣誉称呼，二战结束后，美英苏并称三强，加上法国和中国，合称五强。当时在中国，“五强”常常挂在要人的嘴边，嵌在报纸的大字标题里。但这个词后来变味了，成为讽刺国军强买、强卖、强借、强住、强娶的“五强”作风。
王鼎钧是一名宪兵，干的是维护军纪的事，他在东北期间，耳闻目睹各种怪现状。比如，一个保安团长在沈阳铁西区弄到一栋房子，有了房子就得布置家具，他的副官带着几个护兵四处寻猎，冲到一个中年商人的客厅，搬走全套设备。这个商人到宪兵队告状，后者派王鼎钧来处理此事。
王鼎钧找到了那个保安团长，其实所谓保安团，完全是个野鸡机构，但这个保安团长，居然任由一个宪兵立正站在客厅里，不理不睬，与朋友一起喝高粱酒吃白肉酸菜火锅，宪兵说话，他装作没有听见。王鼎钧火大了，保安团长火更大，站起来斥责他目无长官：“你给我回去，叫你们连长来！”
王鼎钧发誓要把家具给追回来，不断给上级部门写信反映情况，言辞越来越激烈，过了一个月，家具给还回来了。王鼎钧因此赢得一些名气，不断收到市民信访，都是申诉军人“五强”作风的，信末写着“谨呈上等兵王”。王鼎钧还有些高兴，但把这些信访件拿给宪兵班长看时，班长就两个字：“烧掉”。他在书中写道：“我遵命烧信，心里很痛苦。”
是的，一个宪兵，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一个少将高参居然走私鸦片，被宪兵抓住，移交法办。但此人居然又给放出来了，而且还真名实姓地给宪兵队寄来一张明信片，上写：“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其奈我何！”曾经抓他的宪兵在街头看到他坐在吉普车上，搂着一个美女，绝尘而去。
横行无忌，欺压百姓，已经成了不少国军官兵的价值观。王鼎钧等在天津当了俘虏，关了半个月给放出来，一群人凄凄惶惶，行走在天津农村里，突然有个人被农民围打，原来他老毛病犯了，随手顺了一个鸡蛋。对于被释放的俘虏兵，老百姓可不客气了。
糜烂，真是到了骨子里。
国民党军队中，“老百姓”成了骂人话
军人与平民的关系，一直很值得琢磨。李安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其实讲的就是军人与平民之间的那种微妙与复杂：一群士兵从伊拉克战场归来，被媒体包装成国家英雄，他们接受欢呼，但远非所有人都崇拜尊重他们，奸商想廉价利用他们，球场观众调侃他们，即使在镁光灯下成为主角登场时，仍有伴舞的男子附在他们耳边骂“傻大兵”。
更狗血的是，在电影即将结束的时候，一群浑身蛮力的场地工人居然围殴了这群“国家英雄”，导火索仅仅是因为盛大庆典后，他们因为沉浸在激动中没有及时离场，影响了场地工人的工作……当然，这部电影还是美国式的主旋律。虽然遭遇各种狗血，他们还是决定重返战场。颂扬勇气与责任，鞭挞平庸之群氓。
黑泽明执导的《七武士》，堪称日本最经典的电影，探讨的也是武士这个特殊的阶层与农民的关系，武士是极度鄙视农民的，其中一个武士的台词是：
“你们把农民当作什么，以为是菩萨吗？简直笑话，农民最狡猾，要米不给米，要麦又说没有，其实他们都有，就是有，掀开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储物室，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米、盐、豆、酒。。。到山谷深处去看看，有隐蔽的稻田。
表面忠厚但最会说谎，不管什么他们都会说谎！一打仗就去杀残兵抢武器，听着，所谓农民最吝啬，最狡猾，懦弱，坏心肠，低能，是杀人鬼。”
虽然清楚农民本性，但是在农民遭遇山贼欺凌时，武士们仍然为他们浴血死战，所以在电影结尾时，武士头领勘兵卫说：“胜利的，不是我们，而是农民。”
“我们”和“他们”，分得如此清楚，以精英阶层自居的武士，非常在意也骄傲于他们与农民之间身份的鸿沟。当然，《七武士》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其深刻，这部电影还有一句经典台词，说清了武士与农民的关系，是谁让农民变成这个模样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你们都去死！为打仗而烧村，蹂躏田地，恣意劳役，凌辱妇女，杀反抗者，你叫农民怎么办，他们应该怎么办。”武士为农民而死，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偿还。
在武士时代，把一个武士称作“农民”，是对他最大的侮辱；如同在国民党军队中，“老百姓”成了骂人话，那些傲慢残暴、以虐待新兵为荣的国军班长们，估计都有这样的心理：我是军人，就是比老百姓要高一个等级，就是要瞧不起老百姓。
国民党是典型的精英政党，政府中充满了各种高学历海归，洋博士的大帽子，一顶比一顶唬人。他们很专业，有国际视野，见惯了大场面，但一个这样的豪华团队，为何却交出那么一份不合格的答卷？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统统一塌糊涂。只能说，他们太把自己当精英了，他们高高在上，漠视民生，他们其实并不了解真实的中国。
例如，国民党实权人物中，有相当数量的“技术控”，他们迷信国家治理中的军事力量，而对军事力量的迷信，又集中于武器装备，认为优势装备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当年王鼎钧入伍的时候，国民党军队正获得了大量美式装备，顾盼自雄。
1946年2月，国民党政府曾在南京城外举行过一次陆空军联合攻击演习，演习部队是美式装备的张灵甫第七十四师，当时主持演习的白崇禧讲评时，表示：共产党哪经得起咱们现代化武器的攻击？而在各位将领的恭维下，张灵甫满脸得意洋洋。一年后，他殒命孟良崮，七十四师被全歼。
精英的毛病，就是蔑视老百姓，超级自恋。在现今社会，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英国《卫报》网站12月1日刊登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文章《这是我们星球最危险的时刻》。文章指出，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总统，都代表了那些自认为被领导人抛弃的民众的怒吼。这些被遗忘的民众拒绝了所有专家和精英的建议指导。西方精英须以谦逊之心看待民粹，切实弥补贫富差距。
民众是不能被遗忘的。
“初心”是如何忘掉的？
王鼎钧在《关山夺路》中，既详尽写了国民党军队中种种不堪，也清晰观察了当时共产党军队是如何赢取民心的。他写道，正在国军班长殴打虐待新兵、辱骂他们是“老百姓”时，“也就是这个时候吧，八路军走出解放区，蹲在收复区农家的灶门，亲亲热热地叫声老大娘老大爷……”
他还写道，在解放战争中，老百姓是如何支持共产党军队的，而国民党军队又是如何憎恨老百姓的，“国军进入村庄，探问敌情，得到的答复是附近没有共军，话犹未了，共军忽来围攻，国军先把答话的人一枪射死”，“在他们看来，老百姓都是‘匪’，或者都‘通匪’，中央军好像不是跟共军作战，而是跟全体老百姓作战……”
其实，国民党军队不是不知道共产党军队的优势，他们也学过，但就是学不来。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向敌后派出了50万以上的部队，进行游击战，远远超过共产党的武装，但他们为什么没有坚持下来？1939年初，国军在湖南衡山开办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共将领叶剑英担任副教育长，共产党教员非常坦率地介绍了打游击的前提是军民打成一片，对此国军人员都深以为然，汤恩伯有一次在大会上甚至指着叶剑英对全体学员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是打不过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同老百姓打成一片。”
当时八路军的教官介绍了游击战的另一条经验：官兵同甘共苦，并列举了八路军从总司令到士兵，都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国军军官们听后无不叹息，认为不要说军长、师长，就是要求自己部队的连长与士兵过一样的生活也办不到……
在国民党军队无法立足于敌后的同时，共产党军队却在敌后做大做强，并贡献了一个新词：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率领3千余人的武装，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依靠民众，站稳脚跟。1939年5月，聂荣臻发布通令，嘉奖平山团是“捍卫民族、捍卫边区和捍卫家乡的优秀的平山子弟兵”。这是“子弟兵”一词，首次用于称呼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
国民党的将领们，从来都是轻视政治工作的，在他们眼中，政治工作等同于狗皮膏药，没有疗效，哪里比得上美国的机枪大炮？学者李翔写过一篇《国民党军队覆亡之际的政治工作》，揭示了国民党军队中“轻政工、重装备”的现象，士气沦丧，军民对立，“精神武装的极度匮乏，造成战斗力量的急剧衰弱。军事溃败，导致南京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
1947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批准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正式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李翔评价说：“一边是构筑新型经济基础的土地法，一边是要解构掉的上层建筑的最高代表蒋介石。回想重庆谈判时，蒋还被中共认可为国家领袖。而两年后，授予底层民众土地的大纲，与呼吁民众起来打倒蒋介石的宣言，竟都选择在国民党政权的国庆日发表。
这表明中共清楚无误地认识到，国家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已从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转变到战后的民事与民生。在双方军事力量强弱差距逐步缩小的背景下，涉及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民生问题的解决与否，就成为国共两党政权被民众选择或抛弃的根本指针。国庆日的大纲与宣言，更等于是向国民党政权宣告，中共要用千千万万获得土地的农民和人民的军队，去掀翻蒋介石的统治宝座，终结南京政府的国庆日。”
土地问题，历来是中国农民最核心利益所在，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出“耕者有其田”，国民党政府也不是没有动过土地改革的念头，但就是下不了决心去推动。直至输掉大陆，才醒悟过来。1949年11月，新中国已成立，困守西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宋希濂反省说：“自黄埔以来，在军队中20多年，从未像这次指挥的部队，纪律败坏到这个地步。我们当年在广东的口号和国民革命军的信条，是‘爱国家，爱百姓’，而今天却弄到这样危害百姓，将何以自解！”
这就叫忘了初心。
群众路线VS领袖路线
王鼎钧是在2002年书写《关山夺路》这本回忆录的，他写道：“共产党员走的是‘群众路线’，国民党员走的是‘领袖路线’，怎样得到领袖的信任，怎样厚结领袖左右的亲信，耗尽他们的精力，他们也自以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
对一个前国民党军人而言，这是多么痛的领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