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派驻日本的中国占领军第67师在上海集训。 资料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美、英、苏等主要战胜国都分别派兵以不同方式登上了日本的领土。苏联占领了日本的北方四岛，英国也以英联邦的名义派印度、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军队协助美国占领日本。而唯独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主要参加国和抗日战争中牺牲最大的国家—中国却没有派出一支军队踏上日本的领土。原因究竟何在？
1945年7月26日，美、中、英三国联合发表的《波茨坦公告》是反法西斯盟国处理战败国日本的纲领性文件。文件的第七条规定：“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第十二条则规定：“上述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也就是说，到日本能够成立一个让世界不再感受到威胁的政府之前，同盟国将会各自派出本国军队一直留驻日本，对日本本土实施占领。那么，作为主要参战国的中国来说，派出军队参加对日占领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对此，中国国民党政府在战后也的确曾经作出了驻日的安排，即将原来的荣誉二师整编为六十七师，以精通日语的儒将戴坚为师长，准备赴日。荣誉二师曾参加过印缅战争，又执行过赴越南受降任务，积累不少了与盟军交往的经验。全师装备精良，官兵的整体素质较好，士兵的识字率很高，在接到驻日命令后，又开始为此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全师官兵平均身高达到1.7米以上，士兵的文化程度均达到小学毕业。并开展了包括日语在内的相关业务培训，对连以上军官，除进行执行占领日本任务的训练外，还要求进行一般国际社交和集会的习俗、礼仪等训练。同时，为与美军合作执行任务，全师官兵一律使用美式装备，其编制也是采用美式的编制。所以在1946年5月初，国防部派员前往该师检查出国前的准备工作时，获得“确实是一支理想的出国部队”的好评。国民党当局于1946年5月27日，命戴坚与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等一行21人飞赴日本，与盟军占领当局商洽关于驻扎地点等具体事宜。按照美军指派，六十七师将划规美第八军管辖，驻地为日本的名古屋一带。8月，六十七师自越南海防（该师自1945年9月，开赴海防接受日军投降后一直驻扎在那里）乘轮船经香港转往上海，在此集结待命准备赴日。但就在整装待发之际，六十七师却突然被临时投入到内战战场，继而遭中国共产党军队歼灭。于是，驻日一事便不了了之，再无下文。那么真的是因为六十七师被歼灭，导致无兵可派，从而放弃了对日的占领吗？答案是否定的，导致这一最终结果的原因错综复杂，远非这么简单。六十七师被歼只是一个表面原因，因为，当时国民党掌控着一国之政府，即使在战后初期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困难，再抽出一部分兵员另组一支部队赴日，也并非难事。之所以放弃驻日，背后另有一番隐情。
首先，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看，蒋介石政府秉承了其一贯的“安内攘外”政策。终其在大陆统治的整个时期，始终未有改变。蒋本人及其主要幕僚张群、戴季陶在对日问题上观点一致，始终对日采取妥协纵容，因此导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在蒋看来，共产党才是他的最大威胁，是需要首先清除的对象。只是后来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蒋在“西安事变”遭禁锢的窘境下，才迫不得已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一致对外。但蒋在八年抗战中依然未放弃反共政策，“皖南事变”就是一个证明。“安内攘外”导致蒋只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的政权之争，对外部事务毫无兴趣。早在1943年11月23日晚，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谈时，就已经口头试探过中国政府的战后对日占领问题。罗斯福向蒋介石提议战后由中国来主导对日的占领问题，但遭到了蒋介石的婉拒。蒋答复说，中国此时还没有担当这个重任的准备，并请由美国来主导，不过，在必要时中国可以扮演辅助的角色。又说，此事需看将来形势的发展再定。这番话，反映出蒋介石既不愿意参与主导对日占领，又不敢得罪美国。对日作战尚仰仗于美国，因此他并未把话说绝。但由此透露出一个信息：蒋介石对此事始终是持一种消极的态度。战后，一直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的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在抗日战争中被消灭、削弱，反而日益壮大起来。截止到1945年9月，中共已拥有127万正规军和268万的民兵，党员120多万，解放区共19个，人口达一亿二千万人。面对这样的局势，只有集中力量来对付共产党才是其首要任务。
其次，再从外部的环境来看，当日本战败的时候，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诚然，罗斯福曾经讲过上述那番话，但事出有因，因为当时他曾设想用中国来作为进攻日本的基地。1943年2月，罗斯福即宣布“无意花费漫长的时间，在辽阔的的太平洋上逐岛缓慢地攻击”，他估计“如果从南方进军，每个月只能攻占一个岛屿，估计50年左右才能达到日本。”“中国大陆作为强大美国空军的基地比海基更有效。”也就是说，美国还需要中国的大力支持，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击败日本。这显示出当时美国把对日作战的难度估计得过高，既然离不开中国的协助，那么就有必要对中国作出一些善意的回报。但随着罗斯福在1945年4月突然辞世，副总统杜鲁门的仓促上任，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易人，诚然，此时的美国对外政策会出现一些与其前任所不同的地方。但如果将日后中国未能主导对日占领的原因归结于罗斯福的去世，并为此而深感惋惜的话，那就未免太书生气了。作为一国元首，首先考虑的是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即使是在众人眼中对华颇为友好的罗斯福总统，在争取苏联参战的《雅尔塔协定》上，与苏联达成维持外蒙古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保障苏联优越权等出卖中国利益的交易。事实上，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比原先的估计要顺利得多，中国的作用也就相对降低了许多。而且，当时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所谓“主导对日占领事务”，也仅仅是一种口头允诺，并非书面形式的条约、协定。在国际关系中，条约、协定尚且充满变数的情况下，这种口头承诺显然不必去当真了。更重要的是，战后美苏利益冲突日益加深，在联合抗击德国、日本的合作道路上，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美苏尚能并肩作战，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一旦共同的敌人消失，美苏之间的矛盾就难以再掩盖下去。首先，表现在对德国的占领问题上，由于攻占德国时，苏联及美、英、法各自占领了柏林市及整个德国的不同地区。出于意识形态的相互对立及利益之争，造成日后的德国分裂局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欧洲。因此，继任总统杜鲁门说“我们希望把日本置于代表盟国的美国指挥官的控制之下，”“我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打算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我不想给俄国人以任何机会，在让他们像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去行动。”美国已经下决心单独占领日本，此时，即使中国有心去主导对日事务，也已不再可能。1945年8月13日，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统帅，全权处理对日占领事务。8月30日—9月6日，46万美军以“盟军”名义陆续进驻并单独占领了日本。至此，大局已定。
这些因素导致蒋介石对派兵驻日一事愈加消极。很明显，中国充其量只是在美国统领下的一个协助美国去进行军事占领的小角色，势必受制于人，和英联邦的新西兰、印度、澳大利亚一样，没有实际的利益可得。蒋介石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在美国最初提出让中国派出10个陆军师及一定数量空军（总计约在10万人左右）的要求时，蒋虽立即应允，但将数量减少至3个陆军师。继而，美方又提议中国应至少派遣5万人，蒋又以中国抗战损失过大，后勤供给困难为由，继续与美国讨价还价，最终双方达成只派驻1个师的协议。这样驻军数量就由最初美方设想的10万人减少到了1万人。美方的考虑是：在不影响其独占日本的前提下，让中国尽可能多派军队以此减轻美军的负担。二战结束后，留驻在日本的数十万美军归心似箭，然而，他们回国去与家人团聚的愿望却迟迟得不到满足。于是，军心开始浮动，1946年1月，驻太平洋美军举行了大规模集会，要求尽快回国。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不得不予以安抚，来稳定军心。如果蒋介石派出较多数量的军队来替代美军驻防，显然会大大减轻美国政府所面临的这种来自军方的压力。而中方的考虑则是：自抗战结束以来，国内形势愈加严峻，国、共两军的比例已由18.88∶1降为4.5∶1，国民党军队人员数量上的优势在不断降低。既然要继续剿共，以蒋介石以往的经验，没有绝对数量上的优势是很难实现他的既定目标的。面对此种形势，委实让蒋介石不愿再多派军队去参加这么一个仅具象征意义的占领行动。
于是，当六十七师遭歼灭之后，蒋介石便以内战吃紧无力派兵为由，以博得美方的理解与同情。后来的事实也表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接连失败，导致美国对蒋介石日渐失去信心，不再指望国民党政府在驻日问题，以及充当美国亚洲代理人的问题上能有什么作为。这样，双方就渐渐达成了一种默契，彼此心照不宣。直至1946年11月5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向美国提出终止执行派遣驻日占领军计划，至此，中国派兵驻日一事终成泡影。
此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文化”的因素。众所周知，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有在元代曾经发起过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争，除此之外，一直安于固土守疆，缺乏开拓意识。这种民族“固疾”也是导致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抗战结束后不久，蒋介石在广播演说中既已宣告“吾人应以宽大为怀，勿以战胜者自居”。也就是说，让日本人自己去决定日本的未来，中国国民党政府无意去进行干预。只是在美国的再三要求下，蒋介石不得不象征性地派出一个师准备参与其中，实际上仅仅是出于给美国人一个面子而已。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统一的、自强的中国才是在世界民族之林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一个贫弱的国家没有外交，“利己原则”是国际关系中的不变法则，靠谁终究不如靠自己，这个世界相信的是“实力”；一个分裂的国家只能勾起他国的“窥窃”之欲，给自身带来灾患。中国军队没能踏上日本领土，一雪民族之耻，固然遗憾。但更重要的是：以此为鉴，走好今后的路，才是回顾这件往事的意义所在。（《贵州文史》200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