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2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为保卫香港而捐躯的烈士。在这次仪式上，一支在港英时期被刻意“遗忘”甚至抹杀的队伍被郑重地介绍给香港市民。记录115名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阵亡烈士姓名的战士名册被正式村让在香港大会堂的纪念龛内。120多名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老战士和家属出息了仪式。时任香港特区特首的董建华在仪式上代表香港市民向所有在二战期间为保卫香港而捐躯的军民和家属致敬。这标志着中国人自己的香港特区政府终于以广泛追认的方式表彰了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保卫香港而战的东江纵队和港九独立大队的近千名抗日英雄。
在香港建立抗日武装
1942年2月3日（部分回忆认为是2月2日，以陈达明政委回忆为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在西贡黄毛应村的教堂宣布成立，由曾在香港淘化大同食品有限公司罐头厂当过工人的蔡国梁任大队长，广州大学经济学系学生陈达明任政委，下辖长枪队、短枪队、海上中队、城区地下武装队（市区队）和情报队等五个中队。
1946年陈达明同志的戎装照
实际上，如果讨论抗战期间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哪一支的平均学历最高，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几乎一定能够排进三甲。从初创开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从领导层到基层指战员中就有大批大中学生。游击队总队长曾生，中山大学学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是广东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大专生，政治部主任杨康华是中山大学学生。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前身之一东宝惠边抗日游击大队的东莞壮丁模范队全部由东莞当地中学生组成。仅1944年至1945年，粤北地区就有200名大学生和500名中学生参加东江纵队。
而港九大队，同样是一支高学历的抗日武装，而且与东纵其他部队相比，港九大队的很多乘员从小接受的是当时香港最高等的全英文教育。例如曾为曾生担任翻译，后担任东纵政治部敌工科副科长的林展，是香港著名的庇理罗士女子中学的毕业生。
左起为黄作梅、刘黑仔、曾生（司令）、林展和尹林平
由于接受过高等教育，港九大队在战斗之余十分注意破除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带给香港的各种陋习。例如港九大队海上中队主要依靠团结渔民来建立自己的海上作战力量。抗日游击总队队长曾生曾是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会书记，对港九渔民和海员的抗日热情以及其中蕴藏的力量十分了解，他专门指示：“港九沿海渔湾，有众多渔民，是一支不可估量的抗日力量。必须把他们发动、组织起来，才能在港九地区站稳脚跟，开展对日斗争。”
但是，在日寇统治下，渔民连自己最基本的生产生活都无法保证。由于日寇在香港大搞物资限量配给，渔民每天仅能获得0.5千克口粮，但因海上作业劳动强度大，渔民日均所需口粮实际在1千克以上。而且海上作业所需的煤油，每天配给量仅有1.5千克，明显不足。除了受日伪的剥削外，香港渔民还要受到鱼栏主的封建剥削，这些鱼栏主采用大秤入小秤出，逼迫渔民借高利贷，不准渔民女眷上岸，甚至到1942年仍在享受对渔民妇女的所谓“初夜权”。针对日寇和封建鱼栏主的剥削压迫，港九大队海上中队一方面组织渔民合作社，利用鲜鱼到内地换购粮食和煤油；另一方满发动“渔民协会”与封建鱼栏主进行有理有据有节的斗争。同时，海上大队的“秀才”们还在渔船上开设渔民子女学校，教授渔民子女读书。
经过这些行动，港九地区的大批渔民受到 现实教育，明白只有跟随共产党才能争取更光明的未来，于是踊跃组织起来主动积极协助海上中队打击日寇。由于渔民常年出海打渔，对于海上的船只、潮汐、物候拥有远超过一般人的了解。而且与大海搏斗使得渔民拥有大胆和冷静的特点。尹林平后来回忆说“海上渔民是战胜海洋的老师，优势海上的侦查员和情报员。”
在渔民的协助下，港九大队海上中队曾在黑岩角趁大雾伏击日军的机帆运输船，俘虏7名日伪人员；在1942年8月15日在大鹏湾黄竹角海面趁黎明前日军懈怠，以跳帮战术和鱼炮伏击日军海上挺进队的武装帆船，一举击沉帆船一艘、缴获帆船两艘，缴获轻机枪两挺，花机关冲锋枪4挺，三八式步枪21支、手枪2支，俘获敌人28名，而我海上中队毫发无损。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44年海上中队共俘获日船43艘，击沉7艘，俘获日军36人，伪军50多人，歼灭日伪军合计近两百人，缴获1门山炮、5挺机枪、50支长短枪，夺得一台发报机以及约100吨军用物资和药品。
与海上中队的蛟龙相比，港九大队的短枪队同样异常活跃。抗战时期九龙新界有650个左右的自然村，港九大队的敌后武工队员每天走村串户，建立起强大的秘密情报交通网。在城市游击战中，港九大队中涌现出一大批威震敌胆的游击英雄。短枪队在队长黄冠芳和副队长刘黑仔（刘锦进）带领下，与1942年秋冬之际在狮子山下伏击并歼灭了日军一个班，在牛池湾摸掉日军哨所，全歼日伪16人，在九龙市区化装成伪警察击毙汉奸肖如九。1943年断强度甚至乘夜突入启德机场，炸毁日军油库和一架日军飞机。甚至日军高级特务东条正之和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陆姓翻译都被短枪队处决。当时香港的汉奸敌伪只要听说刘黑仔或者短枪队来了，立刻就会吓得屁滚尿流。
刘黑仔（刘锦进）
除了刘黑仔之外，香港日伪对于港九大队城区地下武装队（市区队）的队长方兰同样是又惧又怕。方兰原名孔秀芳，1938年11月年仅十八岁的方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香港湾仔的儿童团团长。1942年1月中旬，方兰奉命回广东参加游击武装斗争。1943年秋天，方兰从东莞游击区调往港九大队担任城区地下武装队（市区队）中队长兼指导员。香港人民亲切地称她为“方姑”，因此市区队又被称为“方姑游击队”。与短枪队不同，“方姑游击队”最经典的武器是传单。这些可怕的“纸弹”是市区队自己编印的《地下火》，它们总会出现在日伪最不愿看到的交通要道甚至军警单位门口，向不甘心做亡国奴的香港同胞传播抗日的火种，很多经历过那段岁月的香港老市民都会回味当年看过传单后兴高采烈地告诉亲朋好友“老友（游）神出鬼没”的情景。
港九大队城区地下武装队（市区队）中队长兼指导员方兰
当然，方姑游击队也有真正的炸弹。1944年2月，方兰在港九大队总部学会使用黄色炸药和子弹发射药制作地雷的手法。随后她返回设在槟榔湾的城区地下武装队中队部向男队员们传授爆炸技巧。
不过方兰自己回忆这段光辉岁月时却很谦虚，甚至说“我那时只有23岁，学识浅，但胆子大，无所畏惧，把责任担了起来。”她的家庭虽然家境平寒，但有着很好的革命气氛。母亲冯芝支持方兰参加抗日工作，后来冯芝自己也为港九大队担任交通员，1944年3月因为携带的给盟军的日本海军情报被印度籍伪警察发现，被捕入狱，6月被日本海军的刽子手杀害。
冯芝烈士
1943年12月2日，为适应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州坪山宣布正式改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发表《东江纵队成立宣言》，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号，而在此之前，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虽然始终有着一颗“红心”但始终没有公开宣布接受党的领导。
1944年2月24日，在港九大队的直接指挥下，方兰和城区地下武装队全体队员开始在香港各处张贴和三发《东江纵队成立宣言》。一天之内我党领导下的抗日宣传品风靡香港大街小巷，香港市民奔走相告。而港九的日伪却被来无影去无踪的港九大队吓得草木皆兵，只能进一步加强香港各地的巡逻和扫荡。
飞虎队员争夺战
但事实证明，再多的敌人也抵不过我勇敢的抗日军民。1944年2月11日，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与日军展开了一场惊险的“飞虎队员”争夺战，集中体现了港九大队各中队的战斗力以及分工合作的强大凝聚力。
1944年2月11日这一天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出动30多架飞机空袭日军盘踞的香港启德机场。在空隙中美国飞行员唐纳德。科尔的座机不行被日军击中起火。科尔腿部严重烧伤，被迫在香港观音山上空弃机跳伞。在离机时他的左臂被尾翼击中骨折。
科尔着陆的地方是观音山九龙坳。日军在航空兵的指引下出动上千兵力猛扑九龙坳，试图抓住让他们吃了苦头的美国飞行员。据科尔后来回忆，就在他已经听到日本守军兴奋的嚎叫时，一名身体单薄的中国少年突然出现在科尔面前，拉起他的右手将他引向仿佛渺无人烟的密林深处。随后在城区地下武装队、短枪队和港九大队海上中队的共同努力下，科尔不但在敌人眼皮底下养好了伤，而且有惊无险地抵达南澳。
据科尔回忆，当他从西贡的一处悬崖下上船时，另一艘装满炸药的帆船负责掩护运送科尔的帆船，准备在敌人围攻的情况下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美国飞行员的生命和安全。最终海上中队机敏地躲过日军海上巡逻艇，安全抵达南澳。这年3月10日，科尔在我党游击队的护送下安全抵达广西桂林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基地。
启德机场上被毁的DC-2
实际上，在抢救科尔之前，早在1942年和1943年，东江纵队已经从香港救出了五十余名英国人、54名印度人、2名挪威人，1名苏联人和1名菲律宾人。战后英国方面于1946年在伦敦向东江纵队人员颁发了勋章。在拯救科尔之后，东江纵队还先后多次拯救过遇险的美国飞行员，1944年5月26日，5名B-25机组成员获救。1945年1月16日，两名战斗机驾驶员获救。
此后的许多年中，包括科尔在内的每一位获救美国飞行员都一直记挂港九大队和东江纵队那些勇敢而质朴的敌后游击英雄。科尔在回国后专门给中国战友们写了一封感谢信，他在信里这样写道：“中国的抗战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作为美国人我很骄傲能够在战争中与你们像兄弟般并肩战斗。无论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年代，我们和你们永远是朋友。”据科尔回忆，在他遇险期间，一位保护他的小战士陈勋与他一起藏在一处废弃的炭窑里。为了安慰科尔，陈勋用身上仅有的五毛日本军票，买了一块糖送给科尔。这一年陈勋仅有十几岁，在他心里，能吃到一块糖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科尔始终将这块饱含中国人民对国际友人感情的糖果带在身边。2008年7月，科尔的儿子终于来到香港见到了当年参与抢救他的父亲的李石等多名老战士。
在了解到东江纵队和港九独立大队的赫赫战功之后，盟军方面开始主动东纵接洽，商讨联合作战问题。由于香港独特的地位，港九独立大队设有由黄作梅担任组长的国际工作小组，主要负责营救被日军扣押的盟军人员，向盟军报告香港的各种情报。实际上科尔等第十四航空队对香港轰炸所需的各种情报支持都是由港九独立大队提供的。
胜利最终属于我们
在中美英人民的共同努力下，1944年香港也终于看到光复的曙光。但黎明前的黑暗也许是最难渡过的。1944年3月底，日军再次对九龙河新界的游击区发动大规模扫荡。为了反击日寇的困兽犹斗，港九独立大队发起“四月大行动”，方兰领导市区队分别于13日、15日和21日在九龙油麻地深水埗、港岛太古船厂、中环街市闸门、红磡等地张贴和散发了数千份抗日宣传品。
在发动政治攻心战同时，方兰使用“杀手锏”，命令潜伏在日本驻香港总督府道路水下事务所担任工段长的市区队队员梁福对距离九龙日本宪兵队队部仅100米的旺角窝打老道四号铁桥进行爆破。
香港日本宪兵队本部
梁福在4月中旬第一次进行爆破尝试，但由于引信失效，爆破失败。梁福冒险回收炸药后，要求方兰派人送来质量好的引信部件。面对日军的疯狂搜捕，方兰派小交通院阿庆仔，将雷管等部件藏在竹竿里，扮作放牛小孩混入市区。4月21日午夜12时，梁福等人成功炸断四号铁桥。据当时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报道：“夜深人静，轰然一声，震动全港，市民均从梦中惊醒。敌寇则心惊胆桑，当夜三时许，即动员全港宪察集中九龙。至翌晨六时，始敢实行大戒严，九龙交通完全断绝。”
日本宪兵队门口的铁桥也被“方姑游击队”炸了，日伪人员因此垂头丧气，暗自担心东江纵队何时就会反攻香港，一时间伪宪察大批辞职。日军则一概不予批准。四号铁桥的石墩完全破碎，铁轨向上歪斜，日军也承认“短期内甚难修复”。更让日剧胆颤心惊的是，刘黑仔竟然在市区发传单宣布将要攻打日军“南支”派遣司令部，而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海上中队将缴获的火炮架在船上，对日军和港九进行炮击。在港九独立大队仿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般的打击下，日军只得将次将兵力从九龙新界的游击区缩回城内。
港九大队成立三年多之中，前后粉碎日军10余次全港九规模大扫荡。从草创时期的上百人发展为一支800余人的敌后抗日劲旅。同时，港九独立大队也是我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武装中最善于进行城市游击战的部队，其市区中队拥有来自香港各行各界的300多名抗日战士，甚至有队员渗透到日本宪兵总队特高课内部。
而此时整个东江纵队在党中央和广东党组织领导下，已经经过残酷的敌后游击战发展为一支拥有1.2万正规军的抗日劲旅。据统计，整个战争期间东纵共对日伪作战3000余次，毙伤近万名日伪军，缴获枪炮6700门（支）。解放了1000多万人口，建立了近10万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广东党组织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已经发展到21390人。华南战场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1945年8月30日英国海军驶入维多利亚港，9月1日英国重新接管香港。港九独立大队奉东江纵队命令撤离香港。在撤离时，港九独立大队代表东江纵队发表了宣言，对三年零八个月的浴血抗战做了这样的总结：“三年零八个月，冒出生入死之险，不惜重大牺牲，救护盟邦人士，肃清土匪活动，破坏敌伪统治，保护人民利益，确实尽了我们应有的努力，并做了许多成绩。”
1946年，根据双十协定，东江纵队与韩江纵队、琼崖纵队的主力一起北撤到山东解放区，后扩编为两广纵队。留在华南坚持斗争的人员在国民党背信弃义发动全面内战后根据党中央决定恢复武装斗争，在尹林平等同志领导下发展为粤赣湘边纵队等部。在解放战争中，包括刘黑仔在内的一大批抗日英雄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令人惋惜的是，从1946年4月杨慕琦重建港英政府开始，直至1997年6月30日末代港督彭定康历任，港英当局始终有意淡化甚至抹杀我党领导下的东江纵队和港九独立大队在香港的抗日功绩，不给予这些抗日英烈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导致大批香港市民不知道抗战期间在港英当局屈辱投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香港人民仍然在坚持着敌后抗战。
1996年4月，方兰来到位于香港铜锣湾礼顿道14号的圣伯多禄小学。抗战期间这里是日本海军的刑务所，方兰的母亲冯芝烈士就是在这里与年近17岁的张淑珍烈士一起就义的。三个月后，方兰在《冯芝：我的母亲》手稿中这样写道：“香港很繁荣，明年就要回归祖国了，扯旗上山将要升起中国的国旗！妈妈，你和先烈的血没有白流。”（作者：白孟宸的铁与火故事）
原东纵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在西贡抗日英烈纪念碑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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