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农历9月11日，胡济邦出生于浙江省永康县古山镇。1927年，胡济邦16岁，考入杭州法政学校，那一年，中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时期，而正是碧玉年华的胡济邦却在此时开始接触共产党人思想。1928年夏天，胡济邦考入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在大陆更名南京大学，1962年在台复校）经济系。在校加入了著名的反帝大同盟。这是我党领导的爱国群众团体。
国立中央大学门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12月，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到达南京，17日，南京、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安庆、苏州、济南等地学生共3万余人，从中央大学出发，举行声势浩大的联合总示威。胡济邦作为中央大学护校委员会13名委员之一，慷慨参与。1932年夏，因为参加抗日运动，胡济邦被学校开除。她立即北上，到北京大学旁听，边学习，边继续参加中共活动。
胡济邦
1933年春，在国民党兵工署预算处当会计，深得署长俞大维信任的四兄胡济时介绍胡济邦进入俞宅，教授俞公子英语。兵工署署长是国民党高官，经常参加蒋介石的重要军事会议。胡济邦借此获得了大量国民党核心军事机密。圆融通达的胡济邦，颇得俞大维一家喜欢，俞大维本人也对胡济邦从不防范，常在公务之余，和胡济邦谈论国事。
1933年7月的一天，俞大维从庐山回到南京，对胡济邦欣欣然道：“蒋委员长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了进剿共军的详细计划，我看，朱毛红军这次的日子恐怕不长了。。。”胡济邦认定俞大维一定有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因为兵工署长必须熟悉军事部署，不然，无法向各部提供武器弹药。胡济邦不动声色，没费多大周折就找到了俞大维从庐山带回的一大摞军事文件，都是绝密材料。她用最快的速度一一拍照，将情报送了出去。当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红色通讯社刊出这些绝密文件的时候，蒋介石大惊失色。
俞大维
1934年春，23岁的胡济邦由卢涛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共秘密党员王昆仑即来找她，请她办几张前往苏联的护照。在白色恐怖下，如果按正常渠道申请护照，恰是自投罗网。故而共产党人往往从满洲里和新疆偷越国境，但那是十分危险的。如果能拿到真正的护照，盖上外交部的大印，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国绕道去苏联了。“县官不如现管”，王昆仑考虑，倘若转弯抹角从上层找关系，牵涉面太广，反而误事，他很自然地想到了已经打入护照科的胡济邦。她帮助王昆仑巧妙地从军统眼皮子底下成功转移。
王昆仑
1935年，胡济邦被派往国民党驻苏使馆工作。组织上交代她任务：利用国民党大使馆的岗位为党（如客观需要）也包括为苏联党做工作。1936年初，胡济邦在上海独自登船，乘一艘苏联破冰船，到达海参崴，然后坐了9天9夜的火车，穿过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任当时的中国驻苏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胡济邦作为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的新闻专员抵达莫斯科，是中国有史以来派驻国外的第一位女外交官。
年轻时的胡济邦风姿绰约、仪态万方，用当今时髦的话说，是美女外交官，美女记者。但她的名气并非源自年轻貌美。埃德加·斯诺曾评价她：“胡济邦女士是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苏德战争如何？我看中国武官的分析是错的。胡济邦女士说胜利一定属于苏联红军，那才是正确的。”这位《西行漫记》的作者，再版时，将毛泽东的照片和胡济邦的照片一起印在了书的扉页上。
胡济邦和斯诺是很好的朋友。1941年，斯诺接受《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任务，前往苏联和欧洲，在莫斯科的记者圈子里和胡济邦相遇。“在语言大师中，最‘威风’的恐怕非胡济邦莫属。这位先后为国民政府和人民政府的外交部效劳过的女秀才，正是曾经与世界五巨头笑谈国际风云的唯一的中国外交官呢！”胡济邦“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说英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她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她还会日语、拉丁语。。。”。
这位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女子，在莫斯科13年（1936-1949），目睹了苏德战争的全过程，写出了无数篇战地报道，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发表在国民政府情报司（即新闻司）英文版的《自由论坛》周刊和《中苏文化》杂志上。胡济邦凭借其卓越才能，成为莫斯科新闻、外交圈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莫斯科的悠长岁月里，胡济邦继续为党的事业奔波。经常提供在国民党驻苏使馆以及国民党访苏代表团方面取得的情报。其中许多内容都涉及国民党的阴谋。1949年3月，国民党驻苏使馆起义。1949年4月，阔别故土13载的胡济邦以赴欧学习为名离开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乘飞机经瑞士抵香港回国。中途胡济邦考虑到路途遥远，在境外时常停留，尤其是到香港后还要待命，有诸多意外。机智的胡济邦在途经瑞士时，将不便随身携带的美元、金洋90枚等存入瑞士银行保险箱，回国后即向组织报告。1953年2月，由我驻瑞士使馆取出了这批美元，胡济邦把这笔外汇折算成人民币（按今日币值估算可达人民币千万余元）全部捐献给了外交部幼儿园。
1949年5月，胡济邦历尽艰险，回到祖国。这时北京刚解放，新中国还没有成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千头万绪。但人人都是兴奋的。在北京翠明庄招待所作短暂停留的胡济邦忙里偷闲，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翻译了《苏联总工会关于工会组织工作的各种决定》等大量文件，为新中国的工会建设起了关键的作用。
1949年9月，胡济邦进入正在筹建的新中国外交部大楼，于同年11月至次年7月在外交部东二楼大厅举办的大使学习班里，任外交礼仪教官。1956年，胡济邦调《人民日报》国际部任记者，常驻波兰、匈牙利等国。匈牙利事件时，她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及时发回大量通讯和社会动态内参。1956年11月至1958年3月，《人民日报》共发表她的专稿31篇。匈牙利劳动党总书记卡达尔来北京访问时，曾说：“《人民日报》记者胡济邦很勇敢，工作表现很出色，谢谢你们。”
匈牙利劳动党总书记卡达尔
从东欧回国后，胡济邦任《人民日报》国际部评论员。笔下生花，纵览国际风云，其评论员文章，常常被外电作为研究我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胡济邦同时兼任全国记协国际联络部部长。丈夫毕季龙，继唐明照后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1979年，胡济邦随夫至纽约，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6年时间，夫妻俩风尘仆仆地访问了六七十个国家，足迹遍布亚、非、拉美各国，结交了各界人士和朋友，在外交界，两人被誉为“最美好的一对”。（作者：海权文稿团 半杯馊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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