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阿蒙]
1938年6月4日，河南中牟县境内黄河大堤较薄的赵口，一群士兵卖力的进行着土木作业。6日进行土木作业的士兵转到古老的黄河渡口——花园口。
士兵先把花园口一带的群众都赶到5公里以外，密布岗哨，选出身强力壮的士兵800多名，分5个小队，日夜轮流掘堤，夜间以汽车上的灯光照明。后又令附近的村民协助，终于在1938年6月9日上午9时许，决堤成功，河水奔腾而出，水流由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犯。
6月13日，花园口和赵口决堤之水汇合于中牟县前后段庄，如脱缰之马，越过陇海铁路，倾平贾鲁河，经中牟、朱仙镇、尉氏，直扑开封西、北两门，越鄢陵过扶沟，经西华、淮阳至安徽亳县，夺颍河到正阳镇入淮河，形成人为的黄河大改道。究竟是什么人“冒天下之大不韪”掘开花园口大堤呢？又为了什么这么做呢？
还是从台儿庄战役说起。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决定“扩大台儿庄战果”，遂将各战区精锐部队大批调往徐州，准备在徐州地区同日军进行决战，使第5战区的总兵力由初期的29个师增加到64个师另3个旅，约45万人。
日本大本营本来因为准备不足而决定暂不扩大战场，但是现在发现天赐良机、有集中歼灭的机会，“看到台儿庄有方面有大量中国军队，特别是汤恩伯军团的出现，认为给蒋介石主力一次大的打击，是挫伤敌人抗战意志的大好机会，因此决定进行徐州会战。”（1）1938年4月7日正式下达了“大陆命”84号命令。徐州会战开始。
徐州会战后期要图，（图片来源：《抗日战争地图集》）
徐州会战的经过不多说了，结果就是日军以南北分七路向徐州做向心运动并切断了陇海路时，徐州会战的总指挥李宗仁发现被包围实施战略转移，跳出包围圈。
日军占领徐州后，日本大本营认为徐州会战基本结束。为扩大战果，5月21日作了如下部署：扩大徐州会战的战果，大略停止于兰封、归德即商丘、永城、蒙城联结线以东。国军第一战区司令程潜奉蒋介石的命令为了扩大战果（都是为了扩大战果，效果却又天壤之别），准备将突出之日军第14师团歼灭于内黄、仪封、民权之间。
具体战斗就不多说了，围歼日军14师团的任务没能完成，反而要面临被围歼。20多万人没能围歼土肥原的2万人，反有被围歼的危险令蒋介石大为不满，1938年5月28日致程潜电报说：“在战史上亦为千古笑柄。”
日军第二军所属的第14师团、第16师团沿陇海路向郑州追击，拥有数十万主力部队的第一战区司令员程潜报请蒋介石批准，炸开花园口大堤以抵御日军的追击。早在1935年国民党政府军事顾问德国人法肯豪森就提出“最后的战线为黄河，宜做有计划之人工泛滥，以增御其防御力”，蒋介石做了“最后抵抗线”五字眉批。
1938年6月1日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最高军事会议经过讨论，蒋介石决定：“策定豫东大军向豫西做战略之转进，同时决定黄河决口，企图做成大规模泛滥。阻敌西进。”
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接受日本学者访问时说：“黄河治水，自有史以來向为中国为政者的最大事业之一，建筑的堤防宽度达三百公尺，极其坚实，現在由中国军自行決口，实在令人思之断肠。诚然，洪水淹沒了田地，民众生活难免受到影响；不过，当時黄河水量不多，水流速度每小时不过三公里，浸水地区最高水位不到一公尺，农民都还可以步行往來。假定对決堤之觉有所踌躇，则日军机械化部队便会由郑州一鼓作气冲到武汉。是故面对暴虐侵略而謀保卫国土，有時乃不得不采取有牺牲決心之非常手段的。实则，由于此一洪水得以遏阻日军向武汉推进达半年的時间；又在淹水一带的以西地区，在此后的六年之间，得以一直未许日军侵入。”（2）
据当时花园口决堤中国陆军中校工兵参谋刘叔琬称：“共匪数年来，常在匪区及香港报章上宣称：本党（指黄河决口时，淹死人民数十万，造成重大灾祸等之恶痛攻讦。此固为当年参加抗战，实地眼见之中原人士所洞悉其奸伪惯计。回思当时若非由黄河大泛滥阻止日军，郑州早已陷敌，西安可能不保，毛匪巢穴延安，亦将成为问题焉？”（3）
第一问：决口黄河以水代兵是否阻止了日军向郑州、西安、延安方向进军，究竟当时的日军的主攻方向在哪里？第二问：决口花园口大堤究竟是否推迟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第三问：炸开花园口后黄河的水量如何，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几何？第四问：是否如蒋介石说，因为炸开花园口在此后的六年内以西一直没有让日军侵入？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平汉、粤汉铁路的交会点。1934年到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由南京迁至武汉后，已实际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34年，日本陆军中央部制订了1935年度侵华作战计划，对华中方面作战第9集团军（以3个师为基干），与海军协同，在上海附近长江下游地区登陆，占领上海附近地区。根据情况，可由华北方面沿平汉铁路南下，策应沿长江向汉口方面作战。（4）
全面抗战开始后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在日军占领南京后，于1938年2月4日，召开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末次内相要求迅速“占领汉口和广州”，但因为条件不成熟，没有采纳。主要原因是：在华兵力暂时不足，必须增建军队和作一段时间的休整，才有可能采取行动。因而一方面让侵华日军进行休整和调整部署，一方面积极进行增建部队的动员工作。
1938年4月初，日军大本营决定实施徐州会战时，亦决定实施武汉作战，在制定徐州会战计划时，即“预想到会战以后的形势并把将来进行武汉作战也考虑进去。”大本营陆军部1938年4月上旬着手认真的研究汉口作战。
研究室主任是井本熊男大尉和今冈丰大尉。当初计划以一个军沿京汉线南下，一个军沿扬子江进攻，但由于考虑到沿京汉线作战，及该方面敌情等缘故，需要很大兵力，而且华北治安不良，抽调兵力也有困难。因此，这一计划被推翻。
1938年5月底，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决定了在当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决定如此重大作战的理由是：“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只要控制中原，实质上即能统治中国。”（5）
同时命令海军“以攻占汉口为目的，向南京—汉口—岳州间长江及其沿岸”准备作战，并从“5月以后已陆续给中国方面舰队增强了兵力”，以便协同陆军进攻武汉。并于6月3日又发布命令：“控制长江下游大部水域，保证其交通安全”，还令海军“攻击南京上游的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
为了商洽武汉会战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藤章大佐、作战主任公平匡武中佐、兵站参谋二官义清少佐等，在大本营意见基础上进行了协商。公平匡武中佐虽极力主张以一个军沿平汉路南下，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大本营的意见。改变计划决定以主力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地区，另一个军沿扬子江进攻。
这个方案除节省兵力外，还利于华中派遣军统一指挥作战。日军的战略企图是“摧毁蒋政权的最后的统一中枢——武汉三镇”，以“促使中国军队投降”、“使国民政府屈服，而不是占领所有的地区。”日军主攻方向就是武汉，根本不可能去进攻西安和延安。道路延伸至哪里国家的权力就延伸至哪里，铁路对于战争即意味着快速、高效的集结。为什么放弃沿平汉线南下的方案？这必须从敌后抗战说起。
八路军在敌后的打击
毛泽东在1937年12月30日对日军未来进攻方向做出了如下判断，陈周项博叶：甲、判断敌占济南、徐州、蚌埠或再进占郑州、开封，完成第一期作战任务后，其第二期作战目标，当在占领兰州广州武汉三点，并使相互联络起来。但为早日切断中国对外交通，用以围困中国起见，似将先占兰州、广州而置武汉之占领于后。（6）
这是毛泽东对于当时日军的战略意图的判断，要求晋察冀军分区配合国民党政府的正面抗战，在平汉路方面主动出击。“荣臻以步兵两连骑兵一连组成支队，深入到石家庄、保定、定县以东，沧石路以北，天津、霸县至定县公路以南地区活动。首先破坏保定、高阳、任丘至大城公路才易保持机动地区，其次藏石路之破坏亦很重要。”（7）
晋察冀军分区于1938年2月9日夜，各军分区按计划出击。第三军分区在冀中人民自卫军的配合下，很快攻占定县、望都县城以及清风店、方顺桥等车站，并一度袭入保定、满城城关。
第四军分区攻占新乐县城，一度袭入井陉矿区。第一、第二军分区也按计划分别袭击了浑源、忻口、原平、崞县、代县等城镇日伪军据点。以上作战共毙伤日伪军740多人，争取一部分伪军反正，捣毁大批敌伪维持会，捕获大批汉奸，缴获武器弹药一部，烧毁车站6个，破坏铁路50多公里，使平汉路一度中断。
冀中部队攻克新镇、霸县、永清等城镇，游击活动深入到大清河以北地区。
聂荣臻2月12日在给总部并北方局的报告中说：“平汉线日军被我袭击后，极为恐慌，被我破坏之铁轨与电线，至今未动修。昨派往望都之侦察汇报，该城时起谣风，一日数惊，日兵守工事里不敢出来。”
日军为了保护其后方和交通线的安全，由高碑店到石家庄调集兵力1.2万余人，在飞机配合下从3月4日起，沿平汉线分4路向阜平、涞源地区发动了报复性进攻。从这些可以看出当时在华北的敌后游击战吸引了大量的日军兵力。
4月下旬，大批日军再次沿津浦路南下，会攻徐州。聂荣臻得知平汉路北段各点的日军向北平集中，估计也是为了转向津浦路，去参加徐州之战的。为钳制日军，支援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他作出了第二次破击平汉路北段的部署：令第一军分区部队破袭保定以北平汉路；第三军分区部队袭击保定，破坏保定以南铁路；冀中部队和各地方部队配合这次破袭行动。
自4月28日至5月14日，各部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连续破坏铁路170多里，使平汉线3天不能通车。攻占涞水的部队沿平汉线向北推进，争取了2400多名伪军反正。进攻保定的部队，两次夜袭，一度攻入保定南关，引起日军恐慌。
聂荣臻在总结此役时说：“致令敌人不得不以大的兵力增援到保定、定县、石家庄一带，以维持其交通，我则达到了钳制大量敌军之目的。”八路军在敌后的抗战有力牵制了日军的兵力，支援了台儿庄和徐州会战。
日军战史对于八路军游击战做出如下的记述，“1938年4月第二十师团努力打击敌人，但补给补给不够理想，只得撤出蒲州、运城、平陆的守备，确保运城、河津、闻喜，以确保曲沃、侯门镇、新绛附近。当时，各守备队，由于优势敌人的妨害，以及大雨阻断了交通，弹药、粮食均告缺乏，只能以猫狗及野草充饥。两个月后才打破了敌人的进攻，做好转向攻势的准备。”
“在陈留口（兰封西北的黄河渡口）以北的第十四师团补给线附近，中国军的游击队活动从5月末开始活跃。担任该地区掩护任务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从6月1日在长垣（兰封东北约50公里）及其以南地区，击溃中国军，确保补给线。”（8）
当时侵华日军独立混成旅团独立步兵大队第三大队—田副正信少佐回忆。“由于我军多次讨伐土匪逐渐溃灭，而八路军的势力逐渐扩大。他们采取遇强则退，遇弱便打的战法，对其剿灭极为困难……6月八路军开始活跃，侵入驻扎附近进行政治工作，或袭击我讨伐部队的留守部队，并破坏道路及通信线路……望风捕影、劳而无功的讨伐，也实在不少。”由于八路军不断袭击日军补给线，日军武汉会战做出不沿平汉线南下的决定。
武汉会战要图（图片来源：《抗日战争地图集》）
日军第119号“大陆命”：“1、大本营企图于初秋攻占汉口。2、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在扬子江及淮河的正面逐次向前推进，占领地盘，给下一步作战做好准备。三华北方面司令官应确保占领区的安定，继续执行原定任务，特别要求对占领地区内的残敌进行扫荡。另外，要策应华中派遣军的作战，把敌人牵制在北方，应准备进行一部分作战。”（9）
日军的海空军的优势对于中国是非常明显的，日军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优势，而沿平汉路南下必须配备大量的兵员保障后勤线。
炸开花园口根本没有推迟日军武汉会战的时间，日军徐州会战后没有马上进行武汉会战的根本原因在于兵力不足，需要国内兵员对华进行补充。一是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抵抗给予日军大量的杀伤；二是八路军敌后游击战，使得日军为保持占领区安定决定不从华北抽调兵力。
日军第2军即使不受水障所阻，在日本大本营未决定进攻武汉、其国内新扩建的10个师团未派至中国和调整部署以前，第2军不可能单独地进攻武汉，在整个徐州会战以来战死、病死、伤死的人员共7452人。为了进行武汉会战日军一方面停止华中、华北方面军的师团回国，还计划增兵40万人和新编兵团24万人。（10）
武汉会战日军动用兵力25万人，会战期间曾补充四五次人员，投入的总兵力当在30万人左右，武汉会战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再也无力进行如淞沪、徐州、武汉这样的大型会战。
第三个问题当时的水量究竟如何？当时日军被围困于洪水中的第十四军团的记载。“据北支那方面军的测算，将6月9日到15日的流量，单纯以水淹面积去除，得出的计算结果也的确为：水深大致平均1米（方面军秘第39号），水流也不那么湍急，孤立于中牟城的日军也是从水深约1米的水中逃脱出来的。不过在水位上涨最高的16日那天，在中牟，水势已迫近到距城墙上端1米之处（第14师团史250页），由于情况以及场所的不同，某些地方是危险的。不难想象乳幼儿、老人以及病人等弱者的悲惨状况。”
完全浸泡在水里的农村地带。1938年当时日本军队拍摄图片
再看看当时的报纸是如何记录的。路透社6月19日电讯称，“目前黄河水灾，恐将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严重之浩劫。”
《豫省灾况纪实》对于黄泛区人民的悲惨遭遇做出了如下描写：“泛区居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有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魂荡魄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几几。幸而勉能逃出，得达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艰苦备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因之卖儿鬻女，率缠号哭，难舍难分，更是司空见惯，而人市之价日跌，求售之数愈伙，于是寂寥泛区，荒凉惨苦，几疑非复人寰矣！”
1938年6月28日《大公报》报道：“本报特派员22后与行政院参事曹仲植君、郑州专员罗震君同往黄河决口之处花园口视察水势。当离决口处三四百公尺时，已闻吼吼之水声，奔腾澎湃，夺口而出，口门宽约一百公尺。南流五六百公尺即汪洋一片，直冲至十余公里之京水镇，向东南流，以达中牟，而与赵口之水相合，其间水面宽二三十里或十五六里或四五里不等，深八九尺或二三尺，最浅处尚有过膝者。
查赵口属中牟县，起初水量甚小，继而猛涨将决口冲刷二三百公尺，分四股，流十余里又合为一，再与花园口之水合流，水势益汹涌，致全县三分之二陆沉。现其西北之沙窝地方，集有难民三千余人，多数系于开封沦陷逃难来者，镇小而存粮又不多，草根树皮已食之将尽……目前最急者，需将被水围困于各村庄中之难民救出，设法移入可以安居之地，如此方免大汛来时悉数葬身水中。至难民数目，据现行统计所知，郑州两万，中牟十二万，尉氏等县尚无法统计。”
河南省战时损失调査报告，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吕敬之）统计：河南、安徽和江苏3省44个县因此灾，3911354人外逃，经济损失10.9176亿元。这次人为灾害，豫、皖、苏3省44个县市，5.4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尽受灭顶之灾，125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于滔滔洪水。
淹水地域根据《北支那方面史料》华北方面军做成
自己决口黄河以水代兵淹没良田、致无数百姓抛弃家园、流离失所对于一个国家的政府总也说不过去。
6月9日上午程潜致电蒋介石，报告出水情况。晚上继续汇报放水情况，指出：“此间已拟定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始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掘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11日蒋介石复电程潜，指示：“（1）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2）须详查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3第一线各部须与民界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11）丝毫没有虑及洪水下的百姓，只是考虑如何回避责任和阻挡日军。
以此为基调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迅速展开宣传攻势，宣传日军如何炸开黄河大堤致我损失惨重。1938年6月11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第一条电讯，报道日军扒开黄河大堤的情形，“敌军于9日猛攻中牟附近我军阵地时，因我军左翼依据黄河坚强抵抗，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击，将该处黄河堤垣炸毁，致成决口，水势泛滥，甚形严重。”
随后国民党各大报纸纷纷谴责日寇的暴行。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也发出“犯新郑之敌已击退，暴敌仍到处决堤，中牟、白沙大水，数万灾民机郑。”
6月13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招待各国驻武汉记者，介绍近来作战情况及日军炸毁黄河大堤的经过情形，谴责日本“狂暴军部竟以人力来帮助黄河为害，以淹没我前线士兵和我战区居民。这惨无人道的行为，真可算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日军的反驳予以回敬：“惯做欺骗宣传，还不知忏悔，还在广播的消息中，在新闻纸上，把决堤毁堤的罪行，竟移驾到我们身上来，说是我们自己毁决的。”头一次感觉小鬼子也挺冤。
1938年6月14日《申报》香港版陈诚记者招待会披露日军“决堤”暴行报道
32军军长商震电令新8师用炸药将决口处的小龙王庙、房屋、大树炸倒，伪造日机轰炸黄河堤坝的假象。新闻记者要求采访，新8师又伪造了一些材料，弄了一个假现场。雇佣2000多民工、新8师夜参加堵口，6月21日，又进行了一天的“演习”。
22日记者来到决口现场，新8师按照预先准备的材料念了一遍，军民煞有其事的装作堵口。有的记者问：为什么日军飞机从兰封轰炸100公里外的花园口？堤岸有20米厚，为什么炸弹坑只有一米？6架飞机投弹为什么都能投到一点？国民党中宣部的人支支吾吾应付了一阵就跑开了，他怕时间长露馅。
第四个问题，是否如蒋介石说的，炸开花园口“又在淹水一帶的以西地区，在此后的六年之间，得以一直未许日军侵入。”根本原因还是日本兵力不足，攻的下来但是没人守（日军抗战期间很多攻势都是如此）。
又如1941年，日军第35师团为策应长沙会战，以5个步兵大队、3个骑兵大队于10月2日强渡黄泛区，10月4日即攻占郑州；1944年日军发动“1号作战”的豫中会战，其第12军第17师团于4月17日由中牟强渡黄河，19日即占领郑州，仅30多天就攻占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洛阳及豫中地区。
水障根本没有阻止日军南下的脚步，再看看洪水究竟给日军造成了多大的伤害。黄河决堤出乎于日军预料。突入豫东的日军有的因给养不足、有的因被伤病被日军抛弃，还有被中国军队歼灭的，日军只好做出“停止追击，集结于泛滥地区以东”。（12）也就是决口花园口确实起到了避免第一战区主力被歼灭的命运。
东史郎作为第16师团20联队的上等兵，他的日记记载了从河南尉氏到安徽蚌埠的遭遇，6月27日，“即使是那种乍一看上去值得信赖的人，一旦遇到利害关系，也表现出强烈的自私。……士兵们一发现一点食物，就像猫叼着鱼躲到角落里那样，独自享用。”当地农民还看见日军向伤兵身上浇汽油烧死。
日军第十四师团除一部向东南退却，有1500人余人被困于中牟，被刘和鼎军歼灭。日第16师被困于尉氏一带被张自忠军歼灭日军一部。由于日军有空军优势，向被围困洪水中的日军空投粮食和船之类的，真正死于洪水的日军不是很多——围困在洪水中的日军第14师团统计，洪水一共淹死三人。
其实国民党政府很早就已经做出了日军战略进攻方向的判断，并已加以准备。1937日军占领南京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就做出了日军下一步进攻方向的判断，《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供统帅部参考，其内容就不多说了。
1938年5月20日，日军占领徐州的第2天，军事委员会就已经从上海方面得到情报，说：“日军可能分三路进攻武汉：“华北军出信阳南下，华中军出六安、安庆西进，海军朔江而上”。“无休息整理意，海军业已发动轰击我沿江阵地。沪部可谓半个月内抵汉”。
29日又得到天津方面的情报（日本特务机关得到的消息）说日军：“今后对华作战计划，以武汉为目标，即将开始其对武汉攻略之外线作战”。李宗仁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日方的情报人员为国民政府秘密传递情报，“何益之君（化名夏文运）原为日方的译员，嗣经我亲自接洽而担任我方在敌后的情报员。抗战爆发后，何君即以为敌工作作掩护，并以其个人多年来培植的友谊，与反对侵华的日本少壮军人领袖和知鹰二等相结纳，由和知君等供给最重要的军事机密。
何君并在日籍友人私寓内设一秘密电台，与我五战区的情报科通讯。其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所以关于敌军进攻徐州，突入皖西、豫南，以及围攻武汉的战略及兵力分布，我方无不了若指掌。其后应验也若合符契。”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掩盖自己扒开花园口的真实目的。
行文到现在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决堤花园口成果就是保留了十几万国军第一战区主力军队，后面的追兵不到两万日军。第一战区司令程潜也感觉此事重大，反复请示才得以派人炸堤。主力是保住了，但那些葬身鱼腹的老百姓呢？如果将这些葬身鱼腹、流离失所的百姓组织起来抗战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克劳塞维茨。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作为交战的双方，最大的输家是因为洪水葬身鱼腹、流离失所的老百姓。我们结合当年日本的报纸来看：
（浊流湍急的水灾之中皇军以必死之心继续着救助工作，由于（敌人）极其非人道的使黄河堤坝决口导致的水灾。尽管皇军勇士们以必死之心努力救助，但还是造成了十万多灾民被夺去了房屋，食物，乃至生命。街巷化为了人间的阿鼻地狱。然而亲眼看到我皇军予以妥善救助安置，并不敌视支那良民。当地的居民投以感激的目光。这张照片是同水魔战斗的皇军勇士们。《东京朝日新闻社》1938年6月16日早报图片来源于日本网站）
正在打捞牲畜尸体作业的日军
黄河改道对于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的恶果很多年后都难以改变。人为改变当地的环境，造成局部气候环境发生变化，气象灾害频发。花园口决堤将黄河每年几十亿吨的泥沙顺着决口涌入平原，淤塞河道，淹没田野，漫溢湖泊，堵塞交通和航运，形成了穿越豫皖苏三省44个县的黄河泛滥区，人们将其简称为“黄泛区”。
每年汛期时，黄水都会回流倒灌，淹没农田，洪水过后蝗灾复至，地表突兀凸凹，到处沙丘堆移，无法耕种，对当地农业造成严重破坏。这次决口直接造成了1941年至1943年连续两年的旱灾，并由此引发著名的的河南大饥荒，数千万人沦为难民，仅河南一地就有300万农民死于饥饿。
由于溃决黄河的主流的水量减少了，据说连日晴天就成了无水河，化作沙漠之类的景象了。1940年《东京朝日新闻社》报纸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始终说花园口决堤是日本人飞机轰炸所致，在其有生之年只字不提，放水淹自己治下的百姓确实说不过去。《蒋总统秘录》是蒋先生生前接受采访编辑，死后得以出版。
如果一件事向坏的一方面发展那么它就会向坏的方面发展。这就好像哪个著名的“钉子”：丢了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1939年，河南日军试图在其占领区修复堤防，但是效果有限。而国军在抗战期间以水代兵数次决口黄河堤坝，以阻挡日军。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1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将重建堤防的工程设备运到河南。
由于旧河道地区由中共控制，新河道地区由国民政府控制，修复堤防使黄河回旧河道的工程计划引起国共双方争执—其实国民党就是想借机淹没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在抗战期间积极修理决口的堤坝，变黄泛滩为良田，“不真去看看黄河故道，很难想象它的可怕。由于堤坝的破坏、增补，许多段河身高出地面一丈二到两丈，俗语所说的这种“悬河”，全是过去统治者只治标不治本，徒斤斤於“九仞之城”的结果。
防险的石壩大多已经坍塌，在积沙的河身上矗立著一座座骇人的淤滩……这样大的工程，短期内是绝对不能完成的。在冀鲁豫境内的河身共长一千四百二十六里，如果完全修好，至少需筑一千五百万土方，用人工二千三百三十万个——可怕的数字。
但是，沿著黄河故道走一遭，你同時能够看到民主政府和群众力量的伟大。自从这里成了解放区，过去因洪水泛滥而逃亡在外的人们都回来了。群众在民主政府领导与扶植下，垦荒植树，重新建立自己的家园。現在广袤的河滩里，点缀起一片片油绿的麦田，麦田中间是被杨柳树拱卫著的村庄，街道整齐，房屋宽敞，显然是有计划的建造起来的。如果归于故道我们的劳动成果将重新被洪水淹没！”（13）
1946年5月18日，国共就修复花园口大堤达成《南京协议》。1946年7月22日，周恩来在上海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签订《上海协定》。1947年3月15日，国民政府进行的花园口堤防修复工程完工，并于5月4日在花园口举行典礼庆祝黄河合龙。解放战争期间国军也曾经试图决口黄河淹没解放区。
毛泽东视察黄河
解放后人民政府又多次加以修复黄河大堤，专门成立黄河水利局。治理黄河的工人、农民曾作为劳动模范被毛泽东主席接见。
蒋介石决口黄河不惜千百万百姓的生命去保住第一战区区区十余万人的根本原因，用毛泽东的话说：“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爱民’，是为了从老百姓身上取东西，是为了剥削，所以，反动统治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14）一语道破。
新中国刚刚成立后毛泽东得知淮河发水，百姓爬到树上躲避洪水被蛇咬伤，彻夜未眠，当即做出根治淮河的批示。一个政党把人民当做炮灰、纳税的工具；一个政党把人民当做建设社会的主人，这决定了两个政党在中国未来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