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年轻的志愿军空军从1950年12月参战至1953年7月朝鲜停战，在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经历了参战准备、实战锻炼、反敌封锁铁路线、保卫重要目标和掩护抗登陆战役等作战阶段，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侵朝空军进行了顽强的战斗，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取得了光辉的战绩，并一举跃升为世界空军大国和强国。1952年12月16日，彭德怀在空军党委会上的讲话提到：“空军在很短时间内，已建设起一支相当大的空军，从数量上看居世界第三位。”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自人民空军正式成立（1949年11月11日）至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入朝参加实战（1950年底），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从各个方面来说，与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空军相比，差距是巨大的。美国投入战场的空军和海军舰载机共14个联（大）队，各型作战飞机1100多架，此外还有英国、澳大利亚、南非联邦和南朝鲜空军的飞机100余架。志愿军空军仅有刚组建的2个歼击机师，1个轰炸机团，1个强击机团，共有各型作战飞机不足200架。美国空军飞行员大多数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志愿军空军飞行员都是航校突击培训的，飞行时间少的只有二三十个小时，多的也只有五六十个小时；经部队改装训练，只有两个团分别在1950年12月和1951年1月完成大队基本战斗训练，飞行员在战斗机上的平均飞行时间只有14小时38分。双方空军无论从兵力对比、技术战术还是指挥水平来说，志愿军空军都居于劣势。之所以志愿军空军能取得骄人的成绩，一个重要的制胜法宝就是因敌而变、因时而变，在“以稳为主”的作战指导思想下，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法技法，以适应新的情况，达到制敌而不受制于敌的目的。
志愿军航空兵某团飞行员与地勤人员交流飞机使用情况
“以稳为主”的作战指导思想
中共武装力量长期处于以弱敌强的严酷情势之下，稍有疏失，立见倾覆，故此作战指挥以稳健为第一要义。毛泽东主席总结的“十大军事原则”中，第一、二、三、四、五、八等条均包含有持重稳当的精神，要求指挥员“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1950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初，毛主席就致电彭德怀等，提出“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人民空军成立未久，面对的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空军，对于空军何时使用、如何使用等问题，高层往往反复斟酌、深思熟虑以后才作决定，即使某些时候战局受到很大压力，也始终坚持慎重原则，不做孤注一掷式的搏击。
1950年8月26日，中央军委会议曾决定我空军于12月最迟至1951年1月底配合东北边防军作战。当10月11日周恩来等人赴苏与苏联领导人会谈出兵问题时，斯大林突然提出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需要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在毛泽东以及中共领导人下决心派遣志愿军入朝后，斯大林仍表示苏联空军即使出动也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我志愿军入朝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等领导人衡量再三后仍决定：“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空军能否配合作战、何时配合作战、如何配合作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10月20日，空军首长向毛主席报告，根据已经组建的空军部队和航校毕业飞行员准备再组建部队的情况，空军部队在1951年2月以前，完全没有可能参加朝鲜作战。12月3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呈送报告，提出：“在美帝具有强大的空军情况下，我新建的不大的空军部队如果零零碎碎的去同敌人进行纯粹的空战，就是说训练好一个大队就马上使用一个大队，一看见敌人的飞机就想要打他，结果就必然形成和敌人拼消耗，这对于我方是最不利的，而美帝则恰好欢迎这个办法。因此，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战斗训练的第一批空军部队，我们认为不应该过早地零碎地使用，而应该将训练出来的空军部队逐渐积蓄起来，并进行继续训练。在积蓄到一定数量时（至少可以出动100架到150架以上，即明年3、4月间），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集中地分批地使用出去，直接掩护和配合前方部队完成一个战役或战斗，解决一定的战斗任务，即消灭敌人某一部署或攻占某一要点。如此才能有效地发挥空军的威力。”12月4日，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刘亚楼同志：同意你的意见，采取稳当办法为好。”在这一作战指导思想下，形成了志愿军空军“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作战方针。
1951年1月，针对空军部队是否参加志愿军3月间进行的战役的问题，空军首长向毛主席报告认为，“三月间空军参战困难太多”，“如果空军能推迟到六月份才开始参战，则届时将有450架飞机可以使用，把握性会要大些”。1月27日，周恩来指示空军“准备第一”，并对刘亚楼说，空军要逐步使用，逐步学成，只能由少而多，由后而前，练习试验。
此后中央军委确定空军准备四、五月间参战，但决定空军不参加志愿军的第五次战役。当5月15日刘亚楼向毛主席请示空军使用方案时，毛主席面示：第一次作战，没有把握，不要出动。至当年8月，经中方与苏联顾问等研究，根据机场准备的情况，将志愿军空军出动和参战的时间又推迟至11月。从参战时间的不断推后，可以清楚地看出军委与空军高层稳健和慎重的决策思路。据原空军参谋长王秉璋回忆，空军参战之前刘亚楼曾希望达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效果，即积蓄一定力量后，大规模投入战斗，取得较大的战果。而毛主席则说“一鸣则已，不必惊人”，这也反映出中央和毛主席对空军谨慎使用的方针。
“以稳为主”的指导思想，并不等价于墨守成规或无所事事，而是稳中有为，稳中有进。虽然志愿军空军的参战时间不断推迟，但各种准备工作毫不放松地进行着。部队采取边打边建，边打边练，在实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的办法，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进行实战练习。
1950年底，在我已经组建的8个航空兵师中，只有第4师成立较早，基础较好，可以担负一定的战斗任务。该师辖第10、12两个团，共有飞行员58名，米格十五飞机54架，已开始高空双机空战训练和中队大队编队飞行。空军领导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遵照毛主席“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的指示，认为应该先从小仗打起，过好“能不能打”这一关，建立部队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确定先由第4师第10团以大队为单位轮番进驻安东，在敌情不大严重的情况下，随苏联空军进行实战锻炼。12月25日，空军首长批准空4师10团28大队参加实战练习的计划，并指示“在战斗中主要原则是大胆小心”。空军首长发电指出，这次参战是我空军破天荒第一次，要求方子翼（按：方子翼时任空4师师长）十分谨慎小心领导，绝对不能马虎行事。为避免方子翼鲁莽行事，刘亚楼甚至给他一个“紧箍咒”，规定初期阶段，方子翼只有派一个双机或4机出动的指挥权限，前4机未落地不得出动后4机。
1951年1月29日，第10团完成了第一次实战锻炼的任务，于2月2日返回辽阳休整。第12团于2月3日至8月4日先后两次进驻安东进行实战锻炼。这一阶段，志愿军空军以小部队进行作战，共战斗出动33批169架次，其中与敌空战5批32架次。实践表明，志愿军空军虽然技术上不如敌人，但政治素质好，作战勇敢，经过训练，不但能同强大的美国空军较量，还能打下敌机，增强了部队战胜敌人的信心。
“因敌而变”的战法是取胜的关键
战法运用是否正确是能否完成作战任务的关键。毛主席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空军是高技术兵种，指挥作战过程中，指挥员必须根据敌军的兵力编成、布势、战术运用和我军的兵力、兵器、空间位置、气象条件、保障情况等灵活运用和变换战法，才能保持主动。
1950年12月，空4师10团28大队随苏联空军进行实战锻炼，几次战斗出动都未进入实战，除了技术和保障原因之外，主要暴露出与苏军协同的问题。1951年1月2日，空军首长电示空4师，靠自力更生的方针进行实战练习。1951年1月29日，志愿军空军开创了第一次击落美机的记录。至1951年8月，经过实战的锻炼，志愿军空军参战初期所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如技术动作不熟练、保障业务生疏、器材不足、训练水平较低等，均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初步具备了“集中使用”的基础，为第二阶段大批部队参战提供了条件。
从1951年9月开始，针对美国侵朝空军疯狂开展的空中“绞杀战”，遵照中央军委“稳步前进”、“轮番作战”的指示，志愿军空军先后组织了第2、第3、第4、第6、第8、第10、第12、第14、第15、第17和第18等共11个航空兵师参加了空战。
第一个重返朝鲜上空作战的还是空4师。根据刘亚楼司令员的电令和志愿军空军与苏联空军研究制订的《友空军与第4驱逐师协同动作计划》，空4师在友空军掩护下参加了空战。几乎每次作战之后，志愿军空军都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并作出及时的变动。
如10月2日，空4师第一次出动全师与美军进行大规模空战。战后对长僚机和机组间的协同问题进行了总结，随即在5日上午的空战中，即因为长僚机协同得力，基本保持了双机、4机的配合，从而取得了击落敌机3架、击伤2架的胜利。由于连续几次空战中，均获得了胜利，在10月10日空战后的总结就认为，这几次空战成功的关键，在于整个编队始终保持在“一域”作战，进入空战前明确了攻击队和掩护队，并进行了层次配置，保证了一定时节、一定地点上的力量局部优势；长僚机协同密切，使长机在攻击美机时无后顾之忧，全力歼敌；发现美机后，迅速争取速度和高度的优势，隐蔽接敌，机智地占据了有利位置，实现了突然攻击。
同样，从失败的战例中更需要总结教训。10月16日的空战中，空4师由于在判断敌情组织指挥、保持编队作战、处置复杂情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被敌击落7架飞机。战后总结认为：地面指挥判断失误，主观上认为低空活动的一定是F-80型飞机，而美军则故意将少部分F-86型飞机活动于清川江上空引诱志愿军空军，大部分飞机则在海面上空，利用阳光隐蔽，伺机夹击，造成空4师将F-86当成F-80打的错误；第12团战斗起飞时因长机无线电故障更换长机，也是造成空战混乱的原因之一；第12团编队没有按预定航线和地域与友空军会合，失去了高空掩护；出航中又将编队拉散，在被迫同优势美机作战时，仓促应战，兵力分散，陷于被动，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空4师10月20日转回二线休整，空3师在代师长袁彬、政委高厚良的率领下，接替空4师参战。空3师先是通过打小仗取得经验，从11月16日开始协同友军打美军的大机群，对此，空军首长给予了鼓励“3师在严密计划和准备，以及在友空军掩护之下，应大胆细心参加大规模空战。至于战斗损失通常是免不了的。但如果能将计划性、准备程度，以及战术动作提高，那是可以减少的，这方面顾虑不必过多”。
12月2日，空3师首次参加双方近300架飞机的大空战，也是空3师第一次与美F-86型飞机作战。空战中美机的作战特点是以4机或8机编队相互支援进行活动，伺机对志愿军机群的单机、双机或薄弱的小编队进行攻击，或以一个双机或4机作诱饵，引诱志愿军空军飞机对其攻击，再以取得兵力、高度优势的编队来攻击志愿军飞机。这是美军最理想的“流动四机（fluid four）”队形，即“四架F-86大致排成指尖队形。两个双机组的长机进行攻击，而其僚机则掩护其后方”，“这些战术能发挥F-86飞机的最大的优越性”。空3师总结认为，在战术运用上要十分重视保持4机编队，争取和保持高度、速度和位置的战术优势，并且做到有攻击有掩护地在一个战区作战，否则难于在对F-86型飞机的作战中争取主动和形成优势。战后，刘亚楼在讲评会上首次提出“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显然就是根据美军的作战特点和空3师的总结而来的。
在空3师、空14师参战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12月22日，刘亚楼在空3师战术座谈会上又进一步提出“一区两层四四制”的空战战术原则。“一区”指同批参战部队都在一个空中区域内进行空战，不应飞离太远，这样来实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原则；“两层”指在队形上至少分为高低两层，以便前后上下互相支援和掩护；“四四制”指飞行员在战斗中最好能以4架飞机保持一个基本队形投入攻击与敌周旋，这样才能以一个双机攻击时，保持另一对双机掩护，使攻击双机不必顾虑被敌从后方偷袭。
1952年4月，刘亚楼草拟了“一区两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的文件。随之，各参战部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并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和不断地修订，最终形成了“一域多层四四制”的空战战术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同批同梯队机群，以4机为单位，按不同间隔、距离、高度，采取层次配备（最少配置两层），构成小编队、大纵深的战斗队形，按照统一的作战意图，以长机为核心，在目视联系或战术联系的范围内，保持一域，相互协同作战。”这一战术原则提出后，不断完善其内涵，补充其具体办法，直至1953年4月，空军首长仍在要求空联司领导针对这一战术原则，规定具体办法拿到空战中去试验，再从实践中综合提高经验，再上升到系统的理论。
在正确的战法指导下，志愿军空军很快就成为一支无法被忽视的空中力量。“一个新的部队由不会作战到能独立作战，不过3、4个月的时间，足见在战斗中锻炼成长是很快的，并在实战锻炼中获得很大成绩。因此部队越打越强，情绪也越打越高。”朝鲜战争之初，美军飞机肆虐天空，狂轰滥炸，连一人一马都不放过，必欲击毙而后快，甚至有的飞机因低空飞行撞上电线而坠毁。美军自述“由于敌人缺少有效的反航空兵活动，所以联合国军的飞机在支援我地面军队的活动中能以最理想的效力进行活动，这是联合国军航空部队所起的压倒一切的作用的一个主要原因”。志愿军空军投入战斗后，在苏联空军的配合下，与美国空军进行了积极的作战。1951年9月15日，接替斯特莱梅耶担任远东空军司令的威兰中将对范登堡坦承，他对共产党空军即将无法控制，共军的米格飞机向南可一直飞到平壤来阻击联合国军的空对地攻击。美国空军一贯重视制空权的争夺，但“1951年10月整个一月内，共产党空军在北朝鲜的活动达到了高潮，而联合国军的air superiority（空中优势）则陷于危险境地”，威兰甚至相信敌人具有“向我军发动最后进攻的能力”。在华盛顿，美国空军的上层也认为“过去那种采用‘穷追猛打’方法的建议已经为以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推翻”。
美军自1950年10月至1951年5月，主要是以小机群分散活动，从1951年6月至12月，因苏联空军和志愿军空军逐步参战，地面防空火力也逐渐加强，不断受到打击，遂常常以大机群集中活动，但在我空军以大机群对大机群的反击下受到损失以后，自1952年1月以后，又改采小机群活动的方式。从战术上来说，F-86主要以4机小队作为空战中的基本编队，特点是惯用奇袭的办法，利用我机的观察死角，从背后咬尾偷袭；善于依托海面，利用阳光、云影隐蔽潜伏，乘我机出动或返航时，从侧后截击或偷袭；常用化整为零办法，分散、搜索、引诱我机，待我队形散乱时，又化零为整，从四面合击或追击我零散的单机；常用空中猎手（技术好且有经验的飞行员担任）以双机或四机，在高空进行游击活动，封锁我机场或袭击我起飞着陆部队；遭我攻击时采取两面分散脱离，或半滚向下脱离，或以小角度不断左右转弯脱离。总的来说，美军的战术是狡猾的，指挥比较灵活，技术也较熟练。但其最大的弱点是勇气不足，飞机性能差，怕打对头。
针对美军的特点与弱点，志愿军空军研究出多种灵活多变、行之有效的战术。大致有：高空牵制，中空出击；前堵后截，夹击返航之敌；集中兵力，打敌一路；放过先头，打其尾后；抢占高度优势，充分发挥米格飞机的垂直机动性能，利用垂直机动打破敌阵，捕捉目标。此外，还成功利用奇袭战法，隐蔽突然发起攻击。这些都是从实战中逐步摸索、提炼形成的空战战术，都曾有过不少成功的记录。
美军最初以为，“作为一支空中部队来讲，中国共产党的空军还很年轻，其飞行员还没有熟练的技术以最充分地发挥他们的飞机的优点”，但很快他们就发现，“米格飞行员采用了过去从来没有在朝鲜使用过的几种战术：一部分米格飞机以单机跟进队形实施攻击；而另一部分飞机则采用卢夫伯雷圆圈战斗队形（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飞行员卢夫伯雷为名的一种战斗队形：两架以上的飞机作圆圈飞行，互相掩护，并做好接敌的准备——译注）；还有一种战术就是四个米格小队编成‘一’字横队实施对头攻击，所有十六架米格都集中射击某一架F-86”，“共军所有的飞机队形都编得比较紧密严整，其中有一种队形特别难以对付，那就是大群米格飞机在优势高度上盘旋，伺机对进入射程以内的联合国飞机进行俯冲攻击，俯冲攻击之后，再跃升到原来的高度”。
美军所采取的空中轰炸封锁交通的手段，被称为“绞杀战”。然而，“正当对铁路进行全面攻击看来胜利已经在望的时候，共军对封锁铁路线战役所采取的反击活动开始对联合国军的行动产生了不利影响。共军的战斗机和高射炮已经大大地减弱了远东空军空中封锁交通线的能力”。随着美军绞杀战的失败，志愿军空军又转入对重要目标的保卫和掩护抗登陆战役的斗争。此时，志愿军空军已经从最初的以大队为单位的实战锻炼，经过单个航空兵师，两个航空兵师“以一带一”的作战，成长为对美军空中作战的主力，以7个航空兵师14个团（另有苏联空军3个师7个团，朝鲜空军1个师2个团）的兵力，共同保卫水丰（拉古哨）发电站、安东鸭绿江江桥、一线机场及沈阳、鞍山工业目标，小丰满发电站以及朝鲜平壤、元山一线以北的交通干线。
美军发现，“6月份米格飞机在朝鲜西北的上空只出动过二百九十八架次，而共军飞行员每次遇到F-86时总是积极进攻，斗志旺盛”，这被视为共产党空军“用质量来代替数量”的标志。而打到下半年，“詹姆斯·K·约翰逊上校所指挥的第四战斗截击机联队和约翰·W·米契尔上校所指挥的第五十一战斗截击机联队的F-86飞行员们认为，1952年冬季在朝鲜西北部上空所出现的米格-15飞行员是‘诡计多端’的”，“米格-15在1952年12月份的战斗活动是协同得比较好的。在很多情况下，共军飞行员们相互掩护得如此有力，以至于F-86飞行员不可能以较长的时间与之周旋以便确实地将其击落，而往往只能作出‘可能击落’敌机的报告。共军飞行员苦心研究了一种‘包围’战术，这种战术是很难对付的”。美国远东空军轰炸机部队指挥官费希尔准将写道：“我方空军的战斗活动越来越困难了……我们费尽心机地利用了战术上的一切机智和变化，企图在活动中不受损失，但我们感到越来越棘手了。”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王海大队
人民空军当时是新的军种，从上到下都缺乏对敌作战的经验。虽然空军指战员大多来自陆军，具备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但是对于这一现代化的技术军种来说，单凭勇敢，不与科学的战术、过硬的技术相结合，胜利是没有保证的。英国飞行员斯图尔特在1928年撰写的《空战战术》一书中就曾指出：“详尽地研究战术，才能掌握保存自己消灭敌机的空战方法。如果空军飞行员驾驶的飞机质量与敌相同，数量上处于比敌少一半的劣势，但在熟谙空战原则方面胜敌一筹，那么双方大体上就势均力敌。”随着空战规模的增大和敌人战术的改变，参战部队在空中指挥、集中兵力和编队协同等方面，暴露出一些问题。志愿军空军通过发扬军事民主，集思广益，充实部队的战术和战法。上节提到的“一域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就是刘亚楼司令员亲临安东，指挥空战，参与战斗讲评，反复与指战员研究，在发动群众，献计献策，提出数百条建议和意见的基础上，分析归纳总结而得到的。
部队每次空战之后，志愿军空军都要求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发扬军事民主、技术民主。在发扬军事民主中，广泛采用的一种方式是战前“出情况，想办法，定方案”，战后“评指挥，评动作，评纪律”，这是有效发动群众总结战术经验，提高作战能力的途径。飞行员们把每打一仗都看成是上一堂课，下了课就揣摩体会，吵得面红耳赤，像开斗争会。第一个打下美国飞机的李汉，也免不了当“斗争对象”，这个说大队长动作太猛，只顾自己打；那个说指挥没战术，顾头不顾尾。谦逊好学促使技战术迅速提高。比如长僚机关系，开始一打就散，后来形成蜂王战术，长机就像蜂王，僚机就像工蜂，工蜂围着蜂王转，怎么打也打不散这个天然的关系。又比如空中队形，开始是苏军式的一字形、扁担队，转个弯像笨熊，十几架飞机一条线大推磨，后来学会交叉转弯，两架一转，纵身转弯灵活自如。另外在破解敌人战术中形成自己的战术，像什么鱼饵战术、诱开战术、夹击战术、上切入战术、阶梯战术等等。空12师飞行员董南才就曾详述过这样一次战术讨论会，通过大家群策群力想办法，创造出了新的机动队形。
《孙子兵法》云：“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空军作战的特点是战斗异常复杂激烈，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的转化极为迅速。用美国空军第51联队自己的话来说：“早上适用的战术，到了下午可能就过时了。”可见，一成不变的战法是没有的，包打胜仗的战法也是不存在的，只有灵活创新，巧妙变化，运用不同战法，才能争取主动，获得最后的胜利。
当面对强大的敌人时，不可能期望一帆风顺，直接从胜利走向胜利。有时，必要的忍耐与退却也是因敌而变的题中应有之义。比如两次轰炸大和岛之战，就是一个从正反两面吸取经验的例子。第一次轰炸大和岛发生在1951年11月6日，轰炸很成功，航空兵第8师（驻沈阳于洪屯机场）出动杜-2轰炸机9架在空2师的拉-11歼击机16架的掩护下，于14时35分出动，15时39分到达大和岛上空遂行了轰炸任务，16时19分全部返回浪头机场。此次轰炸，“投弹81枚，根据实地调查，命中72枚，命中率89%”。第二次轰炸在11月30日，遭到美军F-86战斗机的偷袭，参战部队共被美军击落7架（轰炸机4架，歼击机3架），击伤5架（轰炸机4架，歼击机1架）。然而参战空军飞行员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最终完成轰炸后再返航的勇气和毅力，成为一个奇迹。
第二次轰炸大和岛是一次不成功的作战，在地面指挥空战的就是刘亚楼司令员。当日志愿军轰炸机飞至安东以西时，空联司指挥所已经发现轰炸机群提前5分钟通过安东，但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之后当轰炸机群在龙岩浦入海后，遭到美军偷袭时，空8师前方观察所该师侦察科副科长曾下令轰炸机“不准进入目标”，但被在空联司指挥所亲自指挥作战的刘亚楼所否决，刘亚楼令空8师师长吴恺命令轰炸机群“坚决前进，完成任务”。从结果看，这个命令增大了部队的损失。事实上，对于空战指挥，刘亚楼当时也是外行。他和吴法宪是1951年11月28日才开始在安东苏联空军指挥所实习空战指挥，两天之后就指挥实际的轰炸战斗，难免力不从心。从教训的角度来分析，“我地面指挥员未能认真研究敌情，暗于知彼，以致战术上墨守成规，照搬了第一次的作战方案，兵力使用、航线、高度、轰炸时间，甚至喷气式歼击机掩护轰炸机的活动方法，都与前次一样，结果为敌所乘。”
虽然作战失利，但志愿军空军很快就吸取教训作出了改变，尤其是对指挥所体制做了较大的调整。一个是根据刘亚楼加强前方辅助指挥所和情报网工作的指示，空联司下令组建了第1、第2前方辅指；另一个规定驱逐、冲击、轰炸师不单独编设指挥所，以避免重复。之后更明确下令：各师指挥所接受空联司指挥员的起飞命令后，组织飞机起飞至汇合点交空联司统一指挥，完成任务返航至鸭绿江再由各师自行引导着陆。这些都是吸取这次作战失利教训的产物。更重要的是，之后志愿军空军再未举行过大规模的轰炸行动（1952年1月2日，毛泽东曾建议空军再组织一次远程夜航轰炸，但1月8日空中首长请示是否执行时，毛泽东批示暂不举行），考虑到敌我双方对制空权的掌握程度，显然这也是一个正确的应对决策，体现了因敌而变的特点。
余论
所谓制空权（美军称为空中优势），基本含义是交战一方空中力量压倒对方的优势，保证自己的航空兵有在空中活动的主动权，而限制对方航空兵的活动，使自己的陆、海、空军部队能顺利进行作战活动，不受对方空中力量的阻挠和破坏。美军认为，空军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摧毁敌方空中与地面的空军，以争取和保持空中优势”，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始终强调制空权的掌握，认为：“美国远东空军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夺取air superiority（空中优势）”，威兰中将在1952年7月10日发布的作战方针中也把在北朝鲜保持control of the air（制空权）而必需进行的战斗活动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志愿军空军也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战术空军，它首先是要取得空中优势”，故此在参战后，根据朝鲜战争的形势、美国侵朝空军的特点和自身的实际情况，把争夺并保持重要地区一定时间的制空权作为重要任务。
经过英勇和艰苦的空战，在朝鲜南至新安州、西至熙川、北至拉古哨水电站及鸭绿江一线、东至东海岸范围的朝鲜西北部地区占有了一定时间的局部制空权，被美国侵朝空军称为“米格走廊”，使其不得不承认“共军的飞行员在清川江与鸭绿江之间地区内占了几乎是绝对的统治地位”，“远东空军便完全主动地尽量避免使其部队进入被称为米格走廊的地区。然而，这种方针实际上是默认了共军在这个重要的地区内拥有air superiority（空中优势）。”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空军与美国侵朝空军争夺局部制空权的斗争，始终是焦点。
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了七十年，当年的空战战术、技术大多已经过时，今天的制空权争夺也已经延伸到制电磁权、制信息权，甚至制天权的范围。但无论如何，一方要想在一场战争中取得胜利，仍然必须保证己方的空中力量能够拥有在空中活动的主动权，而尽可能限制对方的活动，这是保证海上、陆上部队获得行动自由的前提条件。“不可设想，未来战争会像朝鲜战争那样，敌人的空中突击主要限于鸭绿江以南，而我空军作战基地和我战略后方不受突击”，因此，确立与敌争夺制空权，尤其是必须在战争初期进行制空权全面争夺的思想，将是我空军面临的主要任务。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所留下的“以稳为主”的作战指导思想、“因敌而变”的主动精神、群策群力的军事民主方法，至今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