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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恩·奥特曼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随着在全球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中国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那些它几乎没有影响力的地区，而且要在基本上由别国建立的体系下谋求发展。中国的利益遍及全球，与美国的接触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中国意识到，美国既非明确的竞争对手，亦非确定的敌人，但美国显然是世界第一大强国。在中国面对的诸多外交政策挑战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如何在崛起的过程中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或者作为亚洲第一强国招致不必要的负担。这一挑战在东亚与中东之间的地区尤为明显；在美国看来，这一地区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彼岸。
一、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
到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在世界舞台崛起时，美国的战略不是争夺控制权，而是制定一套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在竞争中应当遵守的通用准则。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推行其特有的世界大国战略。与欧洲不同，美国从未试图建立广阔的殖民地网络，或者锁定美国海外投资者的优势。在十九世纪，当欧洲列强争夺世界版图时，美国政府还忙于本土的人民安居事业，远离以欧洲为中心的财富与权势之争。到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在世界舞台崛起时，美国的战略不是争夺控制权，而是制订一套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在竞争中应当遵守的通用准则。欧洲国家是通过确立直接统治增强国家实力，而美国的做法是间接的。美国的战略—即便是坚定的反共政策也不例外，意在促进国际稳定、提高可预见性和透明度。这种意图包含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相应地涉及军人和商人。虽然由此形成的体系和许多规则自然会偏向美国的利益和行为，但美国并非唯一的受益者。所谓“美式和平”最终是一套不断发展的共同规则，而不是坚持由美国主导的定局，而美国的盟友也在“美式和平”的庇护下蓬勃发展。这种做法有助于巩固受各方默许的美国领导地位，因为这确实符合广泛的共同利益。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挺进中东地区，当时是明显的冷战格局，即美国的战略显然以军事为主，经济为辅。美国和盟友力量试图增进西方利益，因而占据油田，确保航运通道的安全，防止原先的封建和殖民地社会倒向共产主义阵营。以色列的安全是一项重要任务，但并非压倒一切的任务；美国追求和平局面，不仅为了阻止苏联在对立阵营中站稳脚跟，也是为了推动美国的抽象经济利益。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多次调整战略重心：有时更多以国家为中心，有时更关注基层民众；有时侧重经济，有时侧重军事。但是，美方总是声称看重中东的战略价值。
冷战结束后，中东仍然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并不担心外部势力插手，而是担心中东地区自甘堕落，并损害美国的利益。1990年，在伊拉克军队悍然入侵科威特后，美国迅速出兵保卫沙特油田，并组织广泛的国际联盟击退了伊军。美国的目标是秩序，而非控制。同样，自1979年以来美国与伊朗的对抗，反映了美国希望维持地区稳定，并挫败伊朗要打破由美国主导的现状的企图（尽管在伊朗看来，美国的战略一定程度是为了孤立和削弱伊朗）。
过去半个世纪，美国在中东地区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混淆。区内有些势力希望改变现状，致使多国政府向美国寻求保护。与此同时，美国与专制政权盟友之间的密切关系，世俗自由主义的承诺，以及对以色列的支持，常常让美国被视为一个傲慢、不讲道义的强权国家，在公共辩论中俨然成为邪恶的化身。美国自认为是中东地区的泛民主力量，支持民众获得更多话语权并加大对专制政权的问责。但这种观念未得到认可，普遍的看法较为负面。大部分政府认为美国是一个天真但又必不可少的伙伴；公众则大致认为美国社会有时候值得称道，但美国政府是可鄙的。
二、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
中国处理全球事务的一般方式与美国迥然不同。即使在历史鼎盛时期，中国也只是一个地区大国，而非世界大国。中国从未寻求扩张领地或制定国际事务规则。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抵达波斯湾和红海时，他没有像欧洲航海家一样为明王朝开疆拓土。中国在征服周边领土后，也只是要求——并获得邻国的朝贡，但从未表现出称雄全球的渴望。相反，那些渴望扩张的国家却乘中国没落之际入侵，让中国意识到放眼看世界的重要性。整个十九世纪，欧洲列强在东亚建立殖民地，并在鸦片战争后（美国也参与）强迫中国当局设立租界。二十世纪初，日本的扩张让中国雪上加霜，随后数十年里中国一直闭门造车，直到1949年。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摆脱孤立政策时，一整套战后国际规则已经奠定。中国在此后的飞速崛起并未对这些规则提出挑战，而是充分利用了这些规则。中国的崛起没有创建类似北约的军事联盟，而且中方也绝不轻易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中国的明确战略强调互惠互利，对安全问题则轻描淡写。
中国的崛起气势恢宏，各方纷纷猜测其终极战略。当代的美国战略思想家广受中国古典军事理论家的著作影响，其中许多人认为，目前中国的无为主义不过是一种坚忍。他们经过研究中国历史发现，贯通中国思想的脉络并非和平共处，而是相机而动。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克制对国际舞台的野心，并不表示胸无大志，恰恰是在韬光养晦。
不过，纵然熟识中国的分析师，也很难看透中国领导人的真实意图——如果中方确有相关计划。万象更新，形势一日千里，中国政府的组织机构又是如此庞大而复杂，更难以琢磨，导致究竟是意图、现实、抑或幻觉无从分辨。即使中国确有长期战略，也无法判断该计划是否能够在持续的和平环境下获得成功，更不用说能否经受住战争的考验。
三、中国在中东的利益
与美国相比，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存在时间相对较短，范围也较窄。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与中东地区的文化联系很少，主要是通过伊斯兰教。丝绸之路的历史远远早于伊斯兰教，但中国旅客本身很少走丝绸之路。到中世纪时期，穆斯林商人已经在中国港口建立飞地，但在中东地区却没有中国城。中国有几个不同的穆斯林团体——不仅有讲突厥语的维吾尔族，还有回族，而回族与汉族在大多数方面没有明显区别。过去几个世纪，也有少数中国穆斯林前往麦加朝圣，但在民航开通以前，这种朝圣之旅非常罕见。中国学生直到二十世纪才开始在开罗爱资哈尔大学正常留学，且人数较少。政府之间几乎没有联系。
在政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对中东地区的反殖民运动有一种情感联系，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反殖民运动高潮期，但这种情感联系更多是一种政治象征主义。1956年，埃及总统贾迈勒 · 阿卜杜 · 纳赛尔正式在外交上承认中国，导致西方国家撤走对阿斯旺水坝项目的援助以及后期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国有化。纳赛尔此举所表达的政治立场，对埃及与中国的关系几乎没有实际影响。同样，中国驻阿尔及尔大使馆设在戴高乐的故居亦非巧合，这无疑打了阿尔及利亚原殖民宗主国法国的一记耳光。中国在换取阿拉伯世界的支持方面付出较少，故有人认为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意义并不是特别重要。
过去二十年，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活动几乎完全以国家为中心。
过去二十年，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地位提升，局势已经改变，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中东事务。中国的直接参与主要是在经济领域，通过下列三条途径。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途径是能源。中国直到1993年才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但中东地区一直是中国过半数进口石油的来源。中国持续增长的石油需求令其寻求供应多元化的努力收效甚微，因为进口总量在迅速增长，来自中东以外地区的供应增量变得微不足道。仅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就增加了9%，而中国石油需求的增长占到全球石油需求总增长的43%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到8%，与早前多年两位数的增长率相比，属于偏低水平。
第二条途径是工业产品贸易。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是中国增长最快的贸易伙伴之一，但增长不限于能源进口。中国向海湾合作委员会出售各种工业产品，贸易额增长迅猛。据经济学人智库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对海湾合作委员会出口第一大国，出口额在2013年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350亿美元。龙城商场 （Dragon Mart）——位于迪拜近郊的一家大型商场，充当了无数中国厂家和批发商的大卖场；近期商场面积扩大了两倍，商铺超过200万平方英尺（即46英亩）。目前大约250，000中国人在迪拜生活，不过，其中一部分是为来自非洲和欧洲的客户服务，这些客户倾向于在中东地区与中国做生意，而不是直接前往中国。
第三条途径是基础设施和其他工程承包。中国从国内兴起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中积累了大量专业技能，并应用到中东地区新兴的城市建设需求上。中方建筑公司素以廉价和速度见称，这可以给当地领导人创造快速发展的政绩。2010年至2016年期间，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投资和合同金额总计超过600亿美元，其中包括麦加轻轨铁路、直通印度洋的阿联酋输油管道、以及巴林的40，000套住房等招牌项目。随着中东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物质匮乏对引发“阿拉伯之春”抗议活动的作用，以具吸引力的价格实现快速的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通常还有中国政府的财力支持），这前景着实诱人。
过去二十年，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活动几乎完全以国家为中心。中国政府热衷于中东国家的大型公共部门，并热衷于与国家机构签订贸易协议。美国在海外的活动则通常超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政府寻求与商界精英、学术界和公民社会其他成员之间建立直接关系。相比之下，中国乐于接受中东地区的现状。虽然中方也担心中东地区缺乏应对国内社会、经济和政治挑战的必要能力，但中国政府似乎并不信任反对派组织，把政府军看作能够遏制恐怖主义和其他混乱局面的唯一力量。2011 年的阿拉伯起义让中国措手不及，新兴的民粹主义者指责中方向被推翻的独裁者提供援助。不过，如今强势的地区铁腕人物已回归，中国官方似乎松了一口气，但中方也谨慎地避免完全切断与反对派组织的对话渠道。
四、中美两国在中东的战略
从根本上说，美国与中国在中东地区不存在天然的冲突。稳定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而且两国为营造现状投入甚巨。一方面因为美国致力于在中东建立开放市场体系，为此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而中国从中受益匪浅。值得一提的是，中方企业在伊拉克的投资超过16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该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之一。但是，让中国受益的是，不仅避免了在安保领域的类似投资，更避免了那些反对现状者对于安保投资的敌视。某些中国官员私下表示，对美国参与中东地区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满意，因为派驻中东的美军越多，能针对中国部署的美军就越少。例如，美国海军通常有三支航母战斗群执行日常任务，由于美方承诺在中东保持一支航母战斗群，那么在太平洋很难随时部署一支以上航母战斗群。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战略似乎与在本土周边的大有不同。在远离本土的地区，中方乐于在美方势力的阴影下活动，但中方对美方在东亚地区的势力越来越警惕。中方对美方势力的警惕至少有两种解释：中方认为东亚理应是中国的势力范围，担心美方试图利用中国周边国家遏制中国。中方在南海主权问题上与美方的争议，反映出中国对美国海军力量的默许完全是情势所迫。对于中方的警惕，也可能有第三种解释：中方认为东亚地区完全是中国海军的活动范围，而且中国是区内绝对的军事和经济强国，毋须美国来维持东亚地区的秩序。在中东地区则不同，那里各种潜在威胁丛生，当地政局异常复杂、往往难以捉摸，而中国军队在这样远离本土的地区也难以发挥作用。
五、中东战略的差异化
即使美中两国在安全、稳定和贸易等领域存在共同利益，但各自的战略却迥然不同。许多差异的根源在于：美方在过程上投入巨大，而中方则注重结果。关注过程并非一条贯穿美国对外政策的主线，但正逐步成为一贯方针。在冷战初期，美国官员通过推动土地改革和经济发展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人民抵御共产主义的诱惑。如果封建主义使共产主义更具吸引力，照此逻辑推理，消灭封建主义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利益。众多美国政府机构通过各种方式帮助改善海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从1949年杜鲁门总统的“第四点计划”所承诺的国际技术援助，到1961年《对外援助法》对援助内容的大规模重组。即便如此，美国仍试图与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专制政府建立密切关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美国在越南战场惨败以及公众批评中央情报局在冷战中的紧急措施，这不仅对美国外交政策提出了“道义”上的要求，而且更尖锐地批评了现实政治主义对美国长期利益的损害。冷战的结束对这种争论造成两方面的影响。首先，普遍的论调是西方之所以在冷战中取得胜利，是因为制度的优越性。传播自由主义制度成为一项安全要务，因为通常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爆发战争，更通俗的说法是：“两个都有麦当劳的国家之间不会开战”。
其次，在半个世纪以来首次摆脱关乎存亡的安全威胁之后，美国及其盟友认为不必再支持恶棍领导人。随着后冷战世界的新战略框架的形成，美国国内有意见认为，美国应坚定成为维护世界正义的力量——即便以美国的短期利益为代价。这种观点可以部分追溯至美国历史上的例外论，究其根源，美国在十九世纪登上世界舞台的进程是由传教士主导，而不是由军队主导。拿破仑将“文明教化使命”作为与国家权力有明确联系的政府任务。在美国，公众热衷于福音布道，而且福音布道素来有深厚的社会根基。
由于上述两股思维，民主化与治理在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对外援助的主要组成部分。自1990年起，在历届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把治理与安全联系起来是一条重要原则。奥巴马政府在“民主、人权和治理”的指导思想下，在64个国家开展了350多个项目，并于2015年9月宣称“美国是世界公民社会的最大支持者，自2010年以来为推进公民社会建设投资超过32亿美元。”201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
美国支持向海外推广民主和人权，因为尊重这些价值观的政府更加正义、和平、合法，而且在海外成功推广这些价值观也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些保护普遍权利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更加稳定、成功和安全。
中国没有表现出在全球传播福音的特质，似乎也不渴望世界认同中国意识形态或文化的优越性。此外，中国人民也不求越过国家政权成为世界上一支积极力量。中国政府在外交政策领域的举措完全局限于国家利益，并认为与其他国家政府的密切关系有利于增进自身的国家利益。中国在半个多世纪前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还坚持互不干涉内政。中国政府在发展相关问题上寻求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关系时，比美国政府更加关注政府之间的对话。中国政府与其他某些国家一致认为，非政府组织（NGO）部门可能成为反对派和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温床，因而不鼓励、也不允许像其他国家一样的公民社会。美国的做法则不同。虽然美国政府肯定是伙伴国政府的奥援，并注意避免为恐怖组织提供支持，但它也积极寻求公民社会的其他行动者参与政府计划，而且经常谨慎地采纳那些不招当局欢迎的意见。
中国已经或很快会在中东地区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判断为时尚早。
美中两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差异，在2011年整个阿拉伯世界爆发反抗运动之际表现得尤为明显。
六、中国的号召力
中东地区的动荡已回复正常，安全部门官员重新掌控了局面。因此，美国失去了当权者的信任；中国则因为对别国国内事务保持中立而重获青睐。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美中之间两种不同的战略在世界许多地区暗暗较劲，美方坚持“附加条件”的双边关系，而中方不关心那些束缚美国政策的内部因素。当然，美方的绝对实力超过中方，包括经济实力、技术实力、以及军事装备，但中方通过与美方不同的做法，可以获得美方无法获得的军事和经济资源。
对于那些美国试图排挤的国家（如伊朗），中国代表全球事务中的一股平衡力量。对于那些认为美国正在背弃老朋友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和埃及），中国是美国无法忽视的竞争对手，也是他们获得美国非卖品的渠道。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都认为，中方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对他们是有利的，尽管各自对中国的期望有所不同。
对于中东地区，中国的号召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中国不带来负担，而非中国能负担什么。这种情况类似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在中东地区受到欢迎，当时中东各国正寻求摆脱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长期以来，中东各国政府对美国的干预愤恨不已，民众则怨恨美国对他们的利益怀有敌对倾向。在这些问题上，中国都是白纸一张，中东各国可以从头描绘他们所期盼的另一番大国关系蓝图。中国官员不附加条件，也不进行道德说教；他们不会抱怨立法机关束缚了手脚，也不要求签署和核实一堆合规文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已成为比较繁琐的合作伙伴，而中国承诺建立更直截了当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成功的国家，在过去数十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这无疑有所帮助。展望未来，中国可能仍是世界上化石燃料需求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而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材料（例如，化肥、石化产品、塑料和铝材）市场也随之增长。其他地区的能源销售前景就没有这么乐观。节能措施使欧洲的石油进口下降；美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但节能措施和非传统油气产量也减少了中东对美国的石油出口。事实上，随着国内产量的增加，美国最近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
中东国家向来认为，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会让它极为关注该地区的局势。一旦美国不再依赖中东石油—即使是暂时的，许多国家会认为美国急于切断与中东地区的联系。美国开始讨论“重返亚洲”战略，给许多中东国家传达了一个信号，即美国正不顾一切地从中东抽身。中国越来越依赖中东地区的能源，与中东的联系逐渐增强，这让中东各国政府和人民相信中国正在崛起，而美国日渐衰落。
七、中国影响力的局限性
美国曾在冷战中抵制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力，这段历史可作为有益的参考，但一定程度上又与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问题全然不同。
然而，对未来的预期往往会干扰对现状的理解。中国已经或很快会在中东地区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判断为时尚早。中国对该地区的推动作用，往往使人们低估了美中之间在军事和外交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实力要赶上美国，可能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更广泛的文化因素也会削弱中国的影响。中东地区对中国的适应程度远不如对美国，因为美国早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就开始向该地区深入渗透。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语言和文化，讲普通话的无神论者在阿拉伯世界步履维艰。而不论在中东还是世界其他地区，美国的起步时间远远早于中国。全球教育的典范是哈佛大学，而非北京大学人们渴望的电脑是“苹果”，而非“神舟”；司机希望拥有“吉普”，而非“长城”SUV。在声望和创新理念方面，美国把持光鲜亮丽的领域，而中国工人负责辛苦地制造产品。中东地区可以买到廉价的中国产品，但这些产品是提供给穷人的。中国本土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当然，中国的精英阶层追求西方品牌（包括很多在中国本土生产的西方品牌）。这种情况表明，亲西方文化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作者署名：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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