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张中国出口型战机为何难找买家？
2018年9月28日上午，伴随着引擎声的轰鸣，FTC-2000G“神鹰”的首架原型机在安顺腾空而起，并获得了首次试飞的成功。虽然相比于几年以前的歼-20“威龙”和FC-31“鹘鹰”来说FTC-2000G显得很不起眼，甚至在技术上也不算先进，但这种新型战机的首飞成功无疑具有历史性意义——FTC-2000G的研制，标志着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成为继沈阳飞机工业公司和成都飞机工业公司之后第三个具备生产超音速战斗机能力的航空工业企业，而中国也成为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具备两个以上超音速作战飞机研发团队的国家之一。为了这一天，中国航空人已经等待了近七十年。
新中国的作战飞机工业体系要追溯到解放战争时期。早在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就已经搜剿了部分侵华日军遗留的一式战斗机“隼”和二式战斗机“钟馗”，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人民军队的第一个战斗机大队。1948年起，又有一些P-51“野马”战斗机通过起义或缴获获得，这些数量极其有限的战斗机在为新生的人民解放军培养起第一批空中力量的同时，也通过修复、改装飞机为新中国建立了最早的航空工业。
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前，筹建强大的空中力量就已经被摆上了人民军队的议事日程。1949年8月，刘亚楼为首的代表团访问苏联，向苏方提出援助作战飞机和培训人员协助建立空军的要求，并获得了苏方同意。随后，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苏联方面加快了向中方移交战机的速度。
在提供包括拉-9/11、米格-9、米格-15/15比斯等型号成建制规模整机的同时，中国空军也获得了部分上述各机型的散件并组装为整机。其中，米格-15比斯整机的组装对于中国航空工业影响深远，这是中国航空工业第一次参与到了喷气式战斗机的生产流程当中。由于米格-15比斯性能优异，中方曾计划从苏联引进该机的生产线，后在苏方建议下改为引进米格-17的生产线，而米格-17即成为后来的歼-5战斗机。
1956年7月13日对于中国航空工业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中国第一架自行生产的喷气式战斗机终于下线了。虽然这种被称作56式（即后来所称的歼-5）不过是米格-17的国产型，但该机的生产标志着中国一举迈入世界上少数具备先进喷气式战斗机生产能力的国家之一。在短短三年的生产时间里，歼-5总计生产了将近两千架之多，这些战机的生产和装备不仅使中国空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战术空军之一，而且还实现了国产飞机零出口记录的突破。以歼-5的生产为基础，1959年，仿制米格-19的歼-6成功下线，中国由此迈入了超音速时代。
虽然米格-19在苏联并未服役太久、也没有显著的战绩，但在中国空军中歼-6却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从1960年正式投产到1984年停产，歼-6总计超过5200架的生产数量使该机成为超音速战斗机中产量最高的机型之一，而该机在国土防空作战中四年内击落22架美制飞机的记录足够成为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最值得骄傲的资本。凭借歼-5和歼-6的生产，沈阳飞机制造厂也成为了当时中国乃至全亚洲最主要的战斗机生产厂家。
随着主要航空强国迈入2马赫时代，中国也开始了自主研发先进战机的历程。在经历了“东风”104/107和“东风”113两种战斗机设计失败的教训后，中国航空工业回归到了仿制苏联成熟机型的老路。但受到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中国从苏联获得新一代战斗机的资料不再容易。当中方代表团提出考察米格-21的要求时，苏方甚至矢口否认米格-21的存在。虽然苏联方面后来向中方移交了米格-21的技术资料，但经中方技术人员审查图纸上错误百出，很难说苏联方面对于转让米格-21的生产权有没有诚意。虽然仿制米格-21的歼-7最终获得成功、并于1966年1月17日首飞成功，但毫无疑问继续寄希望于从苏联获得新型战斗机已经不现实。同时，苏联高速轰炸机带来的威胁，也促使中国必须独立研制新型战斗机。在对以歼-7为基础进行放大和改进的歼-8和全新设计的歼-9进行方案对比后，更为稳妥也更符合中国航空工业技术水平的歼-8成为中国第一种投入量产的自研超音速战斗机，而歼-8的研制方沈阳飞机设计所和生产方沈阳飞机制造厂也由此完全奠定了在中国战斗机研发体系中的地位。
但相比于同时代西方研发的先进机型如F-14和“狂风”等等，歼-8性能未免显得落后。 而歼-8研发中的磕磕绊绊，也使得该机难以完全肩负起国土防空的重任。在经历过研制垂直起降战斗机、高速重型截击机和可变后掠翼战斗机的“折腾”后，中国航空工业正本清源，向第四代（以美标计）战斗机发起了冲击。1982年，军委和第三机械部对沈阳飞机设计所的歼-13方案进行了评论会，但会上成都飞机设计所展示的歼-9腹部进气改进方案引发了与会者的兴趣。经过反复的评估和比较，最终歼-9腹部进气改进方案成为“黑马”，成为日后闻名遐迩的“十号工程”即歼-10战斗机。同一时期，中国航空工业也没有错过中美、中欧关系转暖带来的机遇。虽然超-7和“和平典范”两个中美合作项目最终以失败告终，但由此中国航空工业学习了先进的战机设计理念和管理经验，这对于沈阳和成都两个战斗机研发团队大有裨益。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航空工业追逐世界领先水平的起步期。虽然这一时期中国空军称得上先进装备的仅有数量非常有限的苏-27SK/UBK和苏-30MKK，但成都飞机工业公司已经开始歼-10原型机的生产，而沈阳飞机工业公司则开始仿制苏-27SK生产歼-11。1998年起，沈阳和成都两个团队开始对第五代战斗机发起冲击，这在现在看来是难以想象的——当时的中国航空工业，无论是财力还是技术水准都不容乐观，且同时还需要承担歼-10和歼-11系列后续机型的研发。但在21世纪前十年，歼-10A、歼-11B的相继量产，标志着中国空军迈入第四代战斗机时代，这为中国的第五代战斗机研发争取了时间。2011年和2013年，歼-20和FC-31两种第五代战斗机先后首飞，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成功研发两种第五代战斗机的国家，两个主要战斗机研发团队也由此都具备了第五代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同时，第五代战斗机的技术也对第四代战斗机形成“反哺”，并催生了歼-10B/C、歼-11D、歼-16等改进机型的诞生，为中国空军作战能力的提升做出了贡献。
而传统上以生产教练机为主业的洪都飞机公司和贵州航空工业集团，也在超音速战斗机领域开始发力。在设计教练-9“山鹰”和教练-10“猎鹰”时，贵航和洪都都已经考虑了超音速飞行和作为战斗机使用的问题，两者本身就可以看做是“入门级”的第四代战斗机。同时，两者还都具有轻型作战飞机改型，虽然这些“兼职”战斗机在性能上不如传统概念上的轻型战斗机，但性能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已经够用，且价格相对低廉、多用途能力也比较强，未来在国际市场上将能够占据一席之地。中国航空工业在七十年内建立了四个超音速作战飞机的研发生产基地、其中三个已经成功研发了超音速战斗机，这种成就在世界航空史上足以彪炳史册，为中国国防安全做出的贡献更绝非文字可以概括。（作者署名：军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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