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自媒体创作圈成为了瓜田。某不让中国人吃海鲜的顶流账号的前任编辑被曝出现在居然供职于美国军方机构。虽然我们并不能就此断定该账号就一定与境外势力有关，但脑海中还是不禁浮现出了一部血淋淋的美苏意识形态渗透斗争史。
意识形态是指用来指导某一国社会集团进行政治斗争的较为完善的思想体系。而反意识形态渗透最早反的其实是共产主义的思想渗透。有兴趣的观众可以自行了解一下欧洲长期的工运历史，这里我们就不做赘述了。二战后，由于战争的破坏、战时体制的残留和殖民地的独立，欧洲国家纷纷陷入了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特别是1946年的严寒，使得欧洲共产党迅速发展，一度在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九国的联合政府内取得了重要领导地位。同时由于红色思想悄无声息的流行，很多科学家害怕美国一家独大，开始秘密的为苏联提供关于美国核武器的情报。
正是这种背景也让美国的少部分政治家见识到了意识形态的力量，但此时的大多数美国政客还没想到这层。实际上与很多人的认知不同，在20世纪的前50年，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带有宗教的“理想主义”色彩，认为美国有责任引导世界走向。这一点在一战时的体现是“威尔逊十四点计划”，在二战后的体现则是反共。也就是反苏第一，国家利益第二。更直白一点，钱可以少赚但是苏联必须打倒。
但很显然，再打一次世界大战是不现实的。更何况当年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刚刚迈出战争这个大坑的欧洲在战后又紧接着掉进了经济崩溃的大坑，法国这种要面子的民族都因为惧怕苏联而临时同意和德国和解。打仗是不可能打仗的，更不用说主动发动战争，能防御住都算万幸。更不用说在社会危机下，各国政府换人如走马灯，继续开战势必得罪选民，那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就wasted了。
这种背景下，最懂苏联的政治家，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在斯大林1946年对莫斯科选民的讲话引起西方集体战略误判后向国内拍了一封电报，安抚民心。他指出了苏联的种种不足，安抚了白宫，还率先提出在武力作为和平后盾的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和平共处”（peaceful coexistence），在这个前提下应当使用一切非武力的手段对苏联进行遏制。
由于杜鲁门在朝鲜战争上的失败，和艾森豪威尔的解放战略破产，武力的遏制无从谈起，自然只能寄希望于和平手段。这时国务卿杜勒斯将乔治凯南的观点进一步提炼，把和平共处变为了“和平演变”（peaceful evolution），指出了用和平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手段。至此，美国的以意识形态渗透为重点的和平演变战略才算成型。杜勒斯也没闲着，成立了新闻署，直接支持“美国之音”，并加强了“自由欧洲电台”，利用苏联和东欧的内部矛盾做文章。
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缩写为RFE/RL），号称是“苏联不敢报道的我们来报道”，其隶属于1949年成立的国家自由欧洲委员会，1950年7月4日第一次向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广播宣传，总部位于慕尼黑。28种语言的多个频道频道每周播送1000小时，用于对苏联进行无线电宣传。这也是美国对苏意识形态渗透的最可靠手段。
恰巧苏联在1956年也提出了“三和”路线，希望能避免战争而发展民生，这使得美苏之间和平演变取代了武力对抗成为了政府首选手段。毕竟和平演变不同于间谍，属于公开的阳谋，你和我做生意，我给你展示我优秀的地方顺便损你一下，犯法吗？虽然和平演变是相互的，但是由于这一时期东西德的差距在逐步扩大，美国处于优势地位。西方国家还通过将西柏林建设为资本主义“繁荣的橱窗”来压制东德，自1949年起每年都有30万东德人经由西柏林前往西德定居。
而且西德和西柏林的这种宣传优势还扩大到了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1959年，西德计划将人均年肉食量提升到80千克，而此时东德不足50千克，时任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不得不到处找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要求提供肉食进口。这一时期前来考察的其他国家领导人本来还羡慕东德人的优质生活，结果发现东德仍然要找他们帮忙——“为了对抗西德的福利宣传，希望能出口我们更多肉类”——无不大受震撼。到了1961年，有270万人逃亡西德，赫鲁晓夫也只好用简单粗暴的“柏林墙”来应对。
这种意识形态渗透还使得苏联对各东欧国家的不信任加剧。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的电台一有大型政治事件就开始24小时广播，“揭露”苏联的行为。1956年波兰波兹南罢工事件后，在善后处理上苏联和波兰当局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其冲突甚至超越了事件本身——波兰政府坚持认为这是由于波兰内部官僚主义导致的一次群众与当局的冲突，而苏联则坚持认为这是帝国主义的颠覆。赫鲁晓夫亲自飞抵波兰并调动苏军包围华沙要求波兰政府改变主意——不过最终此事还是以赫鲁晓夫退让告终。在这次事件中，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甚至还没怎么行动，仅仅依靠几个广播电台临时加班，就挑拨了苏联和波兰之间的关系。不止是波兰，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事件中，美国也都借机大肆宣传，扩大了当地群众的反苏情绪。
这时苏联在航天和工业上的发展仍然不错，因此直接针对苏联的和平演变并没有多大进展，直到80年代，苏联的体制僵化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东欧国家也在债务和国内经济问题的风险中。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才也在1982年强调是时候对苏联继续和平演变了。我们还是以波兰为例，在东欧剧变中，波兰在1980年成立“团结工会”，并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1981年，美国经由美国劳联-产联主席赠予其数百万美元资金。1987和1988年美国国会也都每年向该组织赠予100万美元。
美国的和平演变还是多层次的，另一方面还用宗教手段拉拢波兰民众（波兰信仰天主教，俄罗斯主要信仰东正教），另一方面使用经济援助和贷款对波兰政府威逼利诱。1987年，布什在访问波兰时就指出，波兰要想同美国恢复经济关系，就必须要让团结工会合法。这使得在波兰团结工会成功的在波兰成为联合政府的主体。
当然，苏联也曾对美国的这些手段做出过反应，例如以同样的手段对英美进行宣传。而针对广播问题，苏联则进行了大规模的无线电干扰。但1958年苏联就发现，干扰的花费远超国内和国际广播的总开支，最后被迫改为仅在关键时刻干扰，最后甚至在1973年局势缓和时暂停了干扰。到了80年代末期，苏联遭遇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一切反制措施最终都沦为了空话。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在东欧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不过，意识形态渗透作为国家间的一种常规操作，我们倒也无需过度担心或神话其效果。古语有云：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换句话说，意识形态渗透作为外因是需要有充足的内因才能起作用，倘若苏联和东欧不是因为自身的经济和社会陷入危机，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又能有多大作用呢？在对付意识形态渗透上，消除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面对恐惧。恰如乔治凯南在1946年的八千字电报中对美国政府的警告，“假如真的存在危机，那么我们必须有勇气去面对它，而且越早越好……每一次我们自身社会问题得到解决，都是针对苏联的外交胜利，这要比上千个对莫斯科的外交文件和声明都要有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