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李青 编译
自：兰德公司
[知远导读]发动一场战争绝不是仅靠国防部和军队就能独自完成的，它涉及国家之间、政府机构各部门之间的相互沟通和配合，战争过程也涵盖了作战筹划、作战行动执行、人道援助实施和战后重建等各个方面，而如何将这一系列纷繁复杂的工作组织管理好，是考验一个国家和军队实力的重要方面。
本文节选自兰德公司报告《“伊拉克自由行动”——果断的战争，无望的和平》第七章：“战争管理”。报告作者深入、全面的剖析了美国在发动“伊拉克自由”行动过程中有关战争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本篇探讨的是“伊拉克自由行动”后美军对战场情报搜集、分发、处理工作的反思和经验教训总结。报告原文标题为《Operational IRAQI FREEDOM： Decisive War， Elusive Peace》 The 7th Chapter： War Management。完整译文约37000字，如需阅读全文请登陆http://www.knowfar.org.cn/。
在“伊拉克自由行动”期间，态势感知被军方定义为：对友军和敌军状态的信息掌握情况。它包含地面指挥官筹划和执行作战行动所需的各类信息和情报。在伊拉克战争主要作战行动结束后，各类报纸头条充斥着“前所未有的态势感知”这类字眼，新闻媒体宣称“新型传感器已经能够为指挥官们呈现之前无法想象的战场图景了。”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弗兰克斯在向国会递交的《伊拉克战争总结报告》中也援引了此类话语。而实际情况是，战术指挥官们经常抱怨道：他们要想发现敌人并掌握敌情，只能跑过去近距离观察、接触，与二战中前辈们所做的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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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两种观点看起来相互矛盾，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到底持何种观点取决于他们身处在“数字鸿沟”的哪一面。数字化情报信息自动分发系统在旅以上的指挥梯链中表现较好，但对于在战场上快速机动的旅及以下部队，则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处于固定司令部的指挥官们（通常是分域及以上司令部指挥官）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态势感知能力”，这是事实；而对于在战场上东奔西跑的机动部队指挥官们来说，他们感受到的是“获取情报就意味着挨敌人枪子儿”，这也是事实，因为态势感知情报无法顺畅的分发到他们这一级。事实上，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战场空间的传感器覆盖范围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但是，传感器覆盖本身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态势感知能力，情报处理和传播才是生成态势感知的主要动力。这就要求不仅要关注于如何全面的获取信息，更要关注于如何及时高效的处理信息、生成和分发情报。
侦察与监视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获取及时、准确、完整的情报。处于战略层级和战术层级的指挥官对“伊拉克自由行动”中所获得态势感知情报的感受正好相反，而这种差异性主要归因于他们分处“数字鸿沟”的两端。
战场情报准备（IPB）
战场情报准备是指部队为执行“伊拉克自由行动”而进行的相关情报准备工作。它旨在帮助指挥官更好的理解战场形势，从而做出正确的作战决策。情报准备要素一般包括：地形、地貌、天气、敌方军事、文化和政治情报等内容。
数十年来，美国军方和情报界一直保持了对伊拉克军队和安全部队的研究工作。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这种深入的研究也从未间断，一方面是因为伊拉克正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第687号决议，拆除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系统，另一方面是因为虽然伊拉克对地区安全形势的威胁大大减小了，但并未完全消除，它仍是美国的心头之患。
整个20世纪90年代，在伊拉克执行观察员任务的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人员（多是美国和盟国政府人员），充当了获取伊拉克军事能力情报的重要资源。此外，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因执行“南北观察区”任务而频繁飞越伊拉克领空的美军U-2飞机以及其它型号侦察机、攻击机都为“伊拉克自由行动”决策提供了更多的情报。
在“伊拉克自由行动”开始前，美国其实已经对伊拉克的作战序列、共和国卫队和正规部队的实力配置、防空网络部署、通信关键节点等军事情报了如指掌。美国还通过国家图像与测绘局（现为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国防情报局等部门，对伊拉克的地貌、水文和关键地形特征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勘察。此外，因预测到萨达姆有可能将精英部队撤回巴格达进行“背水一战”，情报部门还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将巴格达所有建筑物进行了地图标会和编号。但即便如此，主要作战行动开始后，美军在追踪伊拉克军队方面还是遇到了不少困难。
联军地面部队司令部（CFLCC）的情报分析人员预计，在伊拉克常规部队大范围投降和缴械后，萨达姆将实施纵深阵地防御战。他们认为，共和国卫队会在巴格达外围建立警戒防御线；特别安全组织和特别共和国卫队将在巴格达和提克里特进行城市作战；复兴党武装和萨达姆突击队也将参与城市作战行动。
尽管战场情报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但对其他一些方面的估计却不太到位：
萨达姆突击队——尽管在战前美国情报界已经知道了萨达姆突击队的存在及其准确人数，但他们明显低估了该武装在破坏联军通信线路，制造美军伤亡事件以及凝聚伊拉克部队军心士气等方面的作用。
伊拉克人民——大多数美国指挥官现在都承认，他们严重低估了萨达姆政权几十年的统治对伊拉克人民所造成的影响。比如，在南部纳什里耶、萨马沃和纳杰夫等什叶派城镇，联军并未被当地伊拉克人奉为解放者，而是遭到了怀疑甚至某种程度的敌意。
远程地对地导弹（SSM）——战前，中央司令部认为伊拉克的远程地对地导弹会打击以色列，因此投入巨大力量寻找和打击这些战略武器，但实际情况是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区几乎没有发射弹道导弹，更没有导弹落入以色列境内，联军因浪费过多军事资源而造成了极大的机会成本损失。
对巴格达内部及周围敌军的情报评估严重不足——联军空中和地面力量对巴格达附近伊拉克部队的影响超乎预期。此外，有证据表明，在主要作战行动阶段，对作战效果的评估太少，更新也不及时，无法支持战场指挥官准确做出决策。当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于4月份抵达巴格达时，情报缺失现象尤为明显。
联军地面部队司令部（CFLCC）的情报行动
2002年9月27日，詹姆斯·A·马克斯少将被任命为联军地面部队司令部（CFLCC）情报主任（C-2）。接受任命后，他立即着手准备将情报机构部署至科威特，并与军队和国家高级情报官员进行了会面，计划扩充CFLCC的情报力量。9月29日，CFLCC情报副主任和第297军事情报营联合分析与控制单元（JACE）主任就伊拉克情报工作向CFLCC副总指挥威廉·韦伯斯特少将进行了报告。CFLCC情报主任当时的紧迫任务是将各种分散的情报功能统一集合起来，并尽快为“伊拉克自由行动”设立作战行动情报中心。
某日，敌人向正在科威特外海岸法拉卡岛训练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起了攻击，而此时，新部署的JACE已经就位，并投入运转。袭击事件发生后，JACE主任立即调配“捕食者”无人机对受攻击的海军陆战队予以支援。他通过SIPRNET与被攻击的海军陆战营作战主任取得沟通，并将“捕食者”搜集的现场画面传送给海军陆战队员们。与此同时，他还立刻与位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联军空中部队司令部（CFACC）作战军官取得联系，请求战机前往事发地区进行空中火力支援。这一幕后来被编入联合打击时间敏感目标战术、技术和程序。
截至2003年5月， CFLCC的行动重点已经开始转向维稳和战后重建工作，并计划向第7多国联合特遣队（CJTF-7）转交指挥控制权。与之相适应，CFLCC情报部（C-2）中人力情报分析与评估组的作用愈加重要，他们开始关注于建立敌方人员数据库、编织人力情报关系网、以及追踪高价值目标（HVT）等。JACE也转变为多国分析与控制单元（CACE），并开始吸纳政治、宗教、部落文化领域的情报专家。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开源情报小组，他们每天搜集地区公开资料编制成伊拉克每日简报。
情报分发
无论情报信息有多重要，如果不能及时分发给需要它的人，那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为了高效的利用情报信息，必须建立一套综合集成与分发系统，该系统应该知道战术指挥官们在什么时候需要何种情报信息。而当系统不了解战术指挥官们独特的情报需求时，就只能将所获取的全部信息一股脑全发给他们，正如全源情报分析系统（ASAS）所做的。而这会造成两个问题：首先，大量无用信息会占据宝贵的通信带宽资源；其次，战术指挥官如果收到大量无用信息，他们可能没有时间也不愿意进行针对性筛选。相反，他们通常会使用自己的有机情报资源重新搜集所需情报信息。而事实上，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战术指挥官们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移动中分发情报
2003年3月19日，当伊拉克战争正式打响后，联军战术部队获取情报的能力就完全取决于通信装备及带宽支持了。不管情报部门所获得的情报产品多么好，一旦地面部队越过了作战出发线，他们都将面临因通信装备问题或带宽不足而无法传输、接收情报的困境。所以，ASAS生产的通用作战图（COP）根本无法及时传送给所需作战单位，因此其作用发挥也就十分有限。只有当作战单位停下来休息时，通信装备才允许接收情报（前提是有足够带宽）。即便如此，所下载的情报信息数据量也时常超出所允许的最大时限和容量。
情报自动化处理系统每次启动间隔常常需要很长时间。随着地面部队的快速前推，情报分析人员一般只有几小时时间来处理从作战司令部和战区指挥中心分发积压的大量情报、监视和侦察数据。例如，第3步兵师第2旅的情报主任（G-2）曾报告称：有一次，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信息空白期”（部队移动，通信设备无法接收信息）后，他们花费了13个小时来下载从高级指挥部发来的SIPRNET情报邮件，而第3步兵师在21天的行军时间里只停留过4次，根本没有为他的战术行动中心预留足够的时间来处理上级指挥部发来的源源不断的情报信息。
最关键的问题是战术指挥官们无法追踪敌军并准确掌握其实力数据。指挥官们只是收到信息称“在通往巴格达的两条主干道上发现数百个敌方阵地”，但对于这些阵地的防御情况和敌方力量配置却知之甚少。事实证明，这些阵地根本无人防御或防御力量十分薄弱。
缺乏可靠的情报意味着地面部队越是靠近巴格达，就越不清楚敌人的兵力配备情况。例如，第5军和第3步兵师指挥官都曾表示：当他们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战时，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萨达姆的麦地那师和汉谟拉比师（伊拉克精锐部队）部署在哪里，更不知道他们实力如何。
通用作战图
战场空间通用作战图是一幅对特定战场范围内友军和敌军位置情报的图像描述，对友军兵力的部署情况一般是通过作战报告和蓝军追踪器获得的；而对敌军兵力部署情况一般由侦察监视单位提供。
对于参与“伊拉克自由行动”的高级指挥官来说，通用作战图是其了解战场局势变化的关键手段。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一直致力于提升通用作战图的质量和效率，比如，他们通过改进系统软件，实现了对地图标会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此外，来自CFLCC的指挥控制系统参谋人员和第513军事情报旅的数字化指挥随军承包商也参与了对系统的改进工作。
军级以下单位指挥官都对由ASAS生成的通用作战图有迫切需求。但由于ASAS存在诸多问题（如上所述），其作用常常大打折扣。比如说：电子地图上对敌军目标位置和兵力配置的标会太过粗糙，缺乏细节；所有单位收到的通用作战图都完全一样，没有针对个别单位需求进行特殊标会，导致信息冗杂而多余；再如，移动中的部队无法接受通用作战图，而且师级以下战术单位的通信设备也缺乏足够的带宽用以接受通用作战图。
此外，通用作战图还存在缺乏层次性的问题（即当地图放大或缩小时，目标图标没有跟着动态调整），比如：当通用作战图缩小显示整个行动区时，红色敌方图标显示很大，导致多个图标重合在一起，很容易让人产生迷惑。
由于通信能力有限，只有少数固定指挥所指挥官能够及时获得通用作战图。而战术层级指挥官很少或者几乎不能获得此项资源。海军陆战队第1师在其行动教训总结中称：“当前营级单位或处于移动状态的团级单位还缺乏及时获得通用作战图的可靠手段。而且受通信带宽问题影响，通用作战图数据常常需要积压好几天才能送达战术单位。这表面上看起来是通信问题，实际上是缺乏及时、高效的情报支援能力。”
态势感知经验教训
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亲身经历了数字鸿沟的第5军指挥官华莱士中将深刻的认识到：军队研制的信息情报系统在满足高级指挥官态势感知需求方面做得很出色，但对于处于机动状态的战术层级指挥官的需求却无能为力。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这一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即：战术指挥官们往往不得不想方设法来减少自己对外部军事情报的依赖。
为弥补态势感知情报的缺乏，战术指挥官们最倾向于增强装甲防护能力。即便是第101空中突击师和第82空降师也向第3机械化步兵师申请并接收了多部M-1A1坦克，因为他们潜意识中认为：如果无法获得可靠的情报支援，随时可能遭遇突然发起进攻的敌军，那么最靠谱的应对措施就是主战坦克。
此外，即便有足够的带宽来传输通用作战图，但这些图对于战术指挥官们是否有价值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通用作战图上所标会的红、蓝色敌我图标对战役、战略级指挥官可能有帮助，但对于在伊拉克战场上主要从事城市作战行动的战术指挥官们而言，这样的标会信息太过粗糙。他们想要知道敌人究竟藏在哪栋建筑物里或哪栋建筑物后面；他们也希望能明确区分出敌方武装分子与无辜平民，以防止因附带伤害而引起的国际舆论争端，但这些都是现有通用作战图无法实现的。
为此，军方应该仔细评估战术指挥官们在与“伊拉克自由行动”类似的军事行动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情报信息。如果这些情报信息能够在战术层面予以获取，那军方就应不遗余力去实现它。这样才能防止当前这种困境再次发生，即：“因无法区分敌方武装分子与无辜平民，所以最安全的选择就是乖乖待在坦克里。”
无论如何，军方都应清醒的认识到情报的生产和传播都是双向的。尽管国家情报资产以及复杂的传感器装备可能主要面向战略和战役目标服务，但它们产生的情报信息应该以可用、高效的形式和途径传播给战术指挥官们。同时，战术指挥官们依靠自有情报资源所获取的情报信息，也应该持续提供给高级战役和战略指挥官们。因为只有这样，横跨在他们之间的数字鸿沟才能得以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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